首先,通过苏武以死报国的行动,刻画了他刚烈难犯、义不受辱的坚强个性.苏武是将门之子,禀性刚烈,视死如归.他知道,自己是汉朝使臣,使臣受辱,就是国家受辱,所以当他听到张胜报告以后,立即说：“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负国.”在严重关头,不是考虑个人的得失,而是立即想到如何才能不辜负国家的重托.“重负国”三字含意很深.不能预先发现和劝阻张胜所干的错事,一负国；马上要受到敌国的审讯,给国家丢脸,二负国.这是严于责己之意.对于私自种下祸胎的张胜来说,苏武的话中还包含着什么意思,心里不会不清楚,但他却像常惠一样来劝阻苏武自杀.苏武明白,这场乱子必须由他单独来收拾了,因此只好暂时不死.暂时不死,并不是贪生怕死,而是说明他在“死”的问题上还要权衡,究竟如何“死”才能对国家有利.在卫律开庭审讯的场合,苏武对常惠说：“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这句话有三层意思：一是表白自己没有参与匈奴的谋反事件,而且也不赞成有人这样做；二是表明汉廷没有指使他们这样做；三是教育副使张胜不要贪生怕死.在说过这番话以后再引刀自刺,情况就不同了.他自杀的行动,大大增强了说话的分量.不仅足以为国雪耻,扭转外交上的被动局面,而且还赢得了敌国的尊敬.这从后来“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可以看出.他把本来可能会导致国与国之间发生误解与争端的危机大大缩小了.匈奴单独“收系张胜”一事,说明匈奴方面已经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其次,通过两次劝降,突出了苏武不受威逼利诱,对国家、民族忠贞不贰的崇高气节.按理说,汉朝方面既然没有指使苏武等人参与匈奴国中的谋反事件,预知此事的仅是副使张胜一人,这纯粹属于他个人的错误行为,匈奴方面应该单独留下张胜治罪,而把苏武等人遣送回国才是.遗憾的是匈奴违背了两国通好的宗旨,粗暴地把苏武等人一概扣留,而且要强迫他们投降,企图以此来羞辱汉朝.这时,理屈的已经不是在苏武方面,而是在匈奴方面.苏武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坚持民族气节,拒绝投降,就能为国争光；丧失民族气节,接受投降,必然给祖国丢脸.苏武坚定地选择了前者.为了让匈奴知道汉使的骨头有多硬,他不再考虑死,而是要千方百计地活下去.匈奴对苏武的劝降使尽了解数.第一次让卫律出面.卫律使用的方法比较拙劣.一是威吓.先将虞常斩首,造成恐怖气氛,然后胁迫张胜投降,最后硬说副使有罪,正使应该连坐,遭到苏武驳斥后,“复举剑拟之”.想把苏武一举吓软,但苏武不为所动,威吓的伎俩遂告破产.二是利诱.卫律恬不知耻地炫耀自己投降匈奴后封王赐爵、拥众数万、马畜弥山的所谓“富贵”,并说“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苏武则不屑一顾,置之不理.利诱的一招也随之失灵.三是逼迫.卫律见苏武不应,以为被说动了心,便进而逼迫说：“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苏武对此人头畜鸣的叛国者的丑恶表演实在无法保持沉默,终于狠狠地骂了他一通.卫律黔驴技穷,终于认输.第二次由李陵出面.李陵使用的方法比较高明.他是以老朋友叙旧的方式进行的,着重于从感情上去软化苏武.他的谈话内容,要点有三.一是极力挑拨苏武与汉武帝之间的感情,诉说苏武的兄长苏嘉和弟弟苏贤被汉武帝逼死的经过,又说汉武帝“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即使活着回去,也“安危不可知”.言外之意是说,汉武帝对不起苏家,又年老昏庸,不值得效忠.二是把苏武母亲去世、妻子改嫁的消息告诉他,又诡称苏武在汉朝的两女一男“存亡不可知”（事实上苏武的男孩当时未亡）,断绝他对妻儿家室的想念之情.三是宣扬叛徒哲学：“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其时苏武久处绝域,对来自国内的消息当然是喜欢听的.李陵向他介绍国内情形和家庭状况,正好迎合了苏武的心理,加上言词娓娓动听,感情色彩很浓,因此极易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但苏武仍不为所动.他除了针对李陵挑拨君臣关系作了必要的义正辞严的答复之外,其余一概不理.当李陵再要饶舌的时候,苏武立即以死相拒,并称李陵为“王”（李陵当时封右校王）,一下子揭去了朋友间叙旧谈心的幌子,终于使李陵羞愧交加,无法再谈.第三,通过艰苦考验的描写,表现了苏武坚韧不拔、历久不磨的爱国意志.苏武在匈奴的十九年,从生活方面说,可谓艰苦备尝.幽闭大窖时期,断绝饮食数天,苏武啮雪吞旃,顽强地活下来了.迁至北海时期,断绝粮食供应,苏武掘鼠挖草,又顽强地活下来了.从精神方面说,可谓受尽折磨.先是单独监禁,后又单身流放到无人之地,这已经是够残酷的了,何况又被判处终身流放：“使牧羝,羝乳乃得归.”但苏武仍然顽强地活下来了.从遭遇方面说,可谓步步坎坷.好不容易地受到於靬王的赏识,过了三年温饱的日子,而於靬王又偏偏短命而亡,卫律又指使人把苏武的牛羊抢劫一空.尽管如此,苏武仍然顽强地活下来了.作者特意点出苏武在最困难的时候始终“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这就告诉读者,强烈的爱国心是苏武借以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
坚强个性、民族气节、爱国意志三个方面是构成苏武形象的主要特征.作者在刻画这些特征时颇费艺术匠心.
首先是剪裁得法.范晔称赞班固“文赡而事详”,“详而有体”（《后汉书·班固传论》）,很为中肯.本文详叙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的曲折经历而略叙回国以后的事迹,这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苏武在匈奴一共十九年,作者对这十九年的生活也没有采用编年纪的方式来描写,而是详写匈奴方面劝降、逼降和苏武的拒降.至于苏武在匈奴娶胡妇生子的事情只在文章的后半部分略提一笔.这同样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略写的第三部分,作者也不是一味简略,对于苏武身后得以画图麒麟阁的荣宠就写得很详细.由此可见,本文不仅做到了详其所当详,略其所当略,而且详中有略,略中有详,充分显示了作者在剪裁方面的精思.
其次是对比鲜明.本文安排的对比主要有这样几处：一是与张胜对比.作者写张胜的见利忘义、丧失骨气,衬托了苏武的深明大义和富于骨气；写张胜的遇事束手无策,对国家不负责任,衬托了苏武的临事不惧、对国家高度负责.二是与卫律对比.作者暴露了卫律卖国求荣的可鄙的内心世界,这就更加突出了苏武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三是与李陵对比.李陵善于伪装.他装出满肚子委曲的样子,极力埋怨汉武帝对待臣下太刻薄.宋代吕祖谦曾经指出：“当陵之海上说苏武,陵母固未诛也,而激切捭阖,指斥汉失,若必欲降武者,则此言岂可尽信哉!”（《汉书评林》引）尽管李陵后来又装出关心苏武生活的样子,赐以牛羊,但苏武确实没有相信他的话.李陵斤斤计较于一家一己的恩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而苏武则置一家一己的恩怨于不顾,一心一意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两种思想,两种胸怀,有如天渊之别.李陵越说得委婉动听,就越显得渺小可鄙；苏武越沉默寡言,就越显得可敬可佩.事情发展到后来,连李陵自己前后的言行也构成了对比.开始时甘于充当一名无耻的说客,经与苏武多次交谈,方始认识到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不得不自讼道：“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这是第一层对比.动员苏武投降时说得头头是道,及至看到苏武回国时又哭得哀哀欲绝.这是第二层对比.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对于变节者来说,只配忍辱偷生,悄悄地苟延残喘,但他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必须身不由己地去充当说客,结果是扮演了一个可怜虫的角色.当苏武的英名彪炳青史之时,正是他的叛国者的灵魂被公诸于世之日.在李陵饯别苏武的宴会上,苏武不会片言不发,但作者却不着苏武一语,只是淋漓尽致地刻画李陵悔恨、懊丧、羞惭的种种表现,对比的色彩异常鲜明.就苏武形象的塑造而言,这也可以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因为苏武的光辉形象已经栩栩如生地活现在读者的面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