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一个毛病,其实也是其可爱之处,就是对什么事都喜欢进行一番经济学分析.据说香港有一学者,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凿壁借光的故事之后,以为凿壁的成本远大于借光的收益,遂断定这个故事纯属虚构.他的话不无道理：在前现代的条件下,照明工具不管是油灯还是蜡烛,光芒都极其微弱,灯光穿过屋子和凿出来的洞之后,还能不能让人看得清书,实在值得怀疑.凿壁的成本则极其复杂,首先,凿壁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其次,会带来可能导致纠纷的外部性或侵权问题,具体而言,则与被凿的壁的产权状态有关.如果壁属邻人,这是典型的侵权行为,会遭到邻居家的反对,多年前有邻居在我家老屋的后墙上楔了根木头橛子用以拴牛,我爷爷差点就和人家动了家伙,凿壁行为险些引发持械（铁锨、锄头）争斗.如果凿的是共有的或自家的墙,就存在一个外部性的问题,因为邻居的隐私从此不保,邻居家即使不激烈反击,也会采取行动维护自己的权利,如用什么东西挡住这个洞,如此一来,预期的借光收益也就没有了.总之,在理性假定之下,凿壁借光实无道理.
那凿壁借光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发生过?凿壁借光的故事又是怎样流传下来的呢?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分析,凿壁借光有没有道理呢?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研究落后地区的农业时曾发现,那些看似落后的、非理性的行为背后其实都隐藏着极大的理性,如落后地区的农民不愿意种植高产的引进作物,而坚持种植传统的低产作物,不是因为他们无知,而是因为传统作物抵御灾害的能力更强,这样的选择可以降低风险.张五常也常说当我们认为某种社会行为缺乏理性的时候,通常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背后隐藏的约束条件,将这些约束条件考虑在内,许多非理性的行为就能得到合理解释.凿壁借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如果将凿壁借光的收益仅仅局限于“光”这种物质,这种行为的确得不偿失,但如果将其收益扩张至名誉、知名度等无形资产,并考虑到特定历史背景下,这种无形资产的特殊价值时,其合理性就表现出来了.凿壁借光的故事记载于《西京要记》,讲的是西汉匡衡的故事.匡衡何许人也,西汉的一个穷孩子,聪明、好学,一心向上,力求能加官进爵,进入社会上层.但一个穷孩子怎样实现自己的理想呢?西汉还没有实行科举制,官员的选拔依靠“举荐”,这种情况下靠个人奋斗金榜题名显然不可能,要当官必须先引起具有举荐权的社会名流的注意并获得其欣赏.匡衡天资聪明、饱读诗书、谈吐优美,再加上凿壁借光的作秀,果然获得了当时的大文人萧望之、梁贺的好感,由萧望之亲自上书举荐,从此踏上仕途之路,先后出任过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出任丞相,建始四年（前29年）被罢黜.
如此说来,凿壁借光其实就是一个成功的作秀,同眼下影视明星绯闻缠身、学界新秀狂批成名学者,异曲同工.对这样的做秀行为,如果不考虑它的社会效益,而仅仅就事论事,局限于狭隘的成本——收益分析,然后得出“实无道理纯属虚构”的结论,则会失之偏僻,惹得作秀者们暗笑.
我常怀疑,凿壁借光的故事之所以家喻户晓、流传不息,说不定就是匡衡官做大了以后借助国家媒体大肆宣扬的结果.在看重私德的古代社会中,保持贫苦好学的良好道德形象,对个人大有好处.曾有学者用“儒表法里”来描述古代中国的统治特征,意思是说古代国家在以法律制度管理社会、约束官员的同时,还会用儒家的道德观来弥补法律供给的不足,通过社会成员的道德升华来提高统治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道德同时也是国家统治资源,私德与公德、道德与法律实难分开.（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克林顿拉上拉链可以继续当总统,而中国某大学的经济学院院长却必须要为个人问题付出沉重代价.）国家会激励人们进行个人道德投资,比如表彰忠臣、孝子、节妇,打击奸夫、淫妇,以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增加统治资源,但这样做也会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过度激励问题.民间有“仁义兴,伪善盛”之说,意思就是说在一个强调并奖励仁义道德的社会中,人们往往会通过道德造假来骗取“奖金”,致使社会风气变得虚伪而骄情.常见的手段有：一、弄虚作假、道貌岸然、口是心非,跟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演的一样,官员们为了假装清廉、节俭,争买旧官服,以至于旧官服的价格比新官服还要高出许多；二、利用传媒,大肆宣扬,作家书、日记若干,并于其中自我表白、自我标榜,使自己年少时凿壁借光、年老时坐怀不乱的事迹家喻户晓；三、作秀、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万历皇帝常骂他手下的大臣“讪君卖直”,打着死谏的幌子,通过对抗皇上来博取个人名望,比如海瑞骂皇帝,风险固然高,但总算青史留名了,据说当时的东林党人,以在金殿上挨板子为荣耀,拖着血淋淋的屁股下来,就举家欢庆,庆祝从此成为社会名流……以这样的手段,一批批的正人君子、道德楷模被成功地塑造出来.
还说匡衡,少时凿壁借光勤奋好学不说,当官后也经常给皇帝上书,痛斥腐败,要求皇帝“戒妃嫔、劝经学、学威仪之则”,并有许多有关治国经邦的论著发表,是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名流”、“名儒”.建昭三年,原来的丞相因病去世后,匡衡凭其声望当上了丞相.但当上丞相之后,他却胆怯怕事谨小慎微,宦官专权时不敢参奏,待其失势之后才肯上书,洋洋洒洒一大堆,惹得皇帝很生气,加上他大肆圈占土地,生活奢侈,皇帝一怒之下,就免了他的职.看来,在虚伪盛行的时代里,名儒、名流和著名经济学家,也是说一套做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