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眼看世界
俗话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其实“和尚”这个职称也是由古印度引进的.两汉以来,有班西域和尚跑到中原教人念佛经,初用梵语,没人听懂,于是出现译经,当然要借用汉字翻译佛经的专门术语.久而久之,那些术语融入古汉语,以致人们忘记它们原是外国来的.相反呢?有的外来语词,古已有之,讲汉语的无不习用,却被越无知越无畏之徒当作“近代”才出现的.新例之一,即题中的“世界”.
“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这是唐代诗人岑参在安禄山造反前爬上长安慈恩寺塔而留下的名句.不消说,此前“世界”一词必已见于汉译佛典.如今各类辞典都说它原出《楞严经》.撇开佛学史家对《楞严经》译者为谁的争论,有一点可以相信,译经的和尚生活在八世纪初唐中宗复辟前后,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年,可谓古矣.
之前,笔者称引林则徐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出处,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上编.人称范老的范先生,是我生平尊重的前辈史家.他另一部未完成的《中国通史简编》,同样是我读大学时的权威教科书.其中说到隋唐佛学,痛斥那时代由古印度经西域东渐的外来和尚,最会吹牛撒谎,曾诱发我一窥中世纪中西宗教文化交往的历史过程的好奇心,从而通读已被“打成右派”的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并且边读边对照张星烺、冯承钧等先生辑译的相关史料.由此略知中古列朝与域外世界交往的历史常识.鲁迅常说,“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若非罪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在我看来堪充座右铭.座师周予同先生,论中国经学史的取向,与范老异趣,却一直将范老早期著作《群经概论》、《正史考略》,列为学生的必读书.在1958年范老发表《反对放空炮》,鼓吹“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而遭陈伯达之流暗弹明讥,那以后周予同先生在课堂上越发称道范老关于“山穷水尽的经学”的说法乃卓识,更使我体会前辈学者互为诤友的风范.
三十年前,我被迫转向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史的原典注释,后来又以此为业,开始重读近代史的生涯.面对范著《中国近代史》上编表彰林则徐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历史判断,以及继其说者力赞魏源比林则徐更属中国“开眼看世界”先驱之类说法,未免生疑,以为有悖于古近中国的世界认知史的传统实相.曾闻范老于1969年七十六岁去世以前,拒绝江青传达的圣意,不愿按照“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极左要求,改写续写他的通史名著,由此对范老的风骨倍生敬意.
我却不能不正视他自任延安马列研究首席史家之后,便陷入“以论带史”的误区.在延安整风年间,毛泽东便不倦地宣传“两炮论”,首先强调清英鸦片战争那一炮,将中国由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打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因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惊醒了他,于是中国才“东方红,太阳升”.那时候范文澜和他率领的史家群体,极力证成毛说,固然背后有康生严密监视意识形态的魔影作祟,却也不能不令人惋惜他已被离自己曾经笃信的乾嘉汉学“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传统.
自从我误入“近代史”庙堂,碰撞主流史学,便时时感到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的影响无处不在.比较起来,我宁愿向学生推荐胡绳的早期著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以为它和胡绳批判冯友兰“贞元六书”的旧著,在学术史上均可列入“立言”的不朽作品.
似乎又离题了,赶紧回到本文主题,即通观中国史,谁先“开眼看世界”?这是个伪命题.假如承认历史上的中国人与外国人一样,并非见钱眼开,而是通过旅行、战争或贸易,不断认知域外世界,那就连《山海经》描述的海外东西南北四经,也不能说是先民的幻想.司马迁说张骞“凿空”,开拓的认知空间,固然没有超出中亚和南亚,但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由凯撒也在炫耀的丝绸服装,是否激发东西方互相认知的渴望乃至通使呢?至少有公元一世纪的汉使甘英跑到地中海东岸的史迹可证.
那以后,中国经历王朝更迭,不断出现南北分裂,但无论中原一统,或是列朝并立,通过陆上或海路的中外物质与精神的互动从未中绝,不是早为中外交通史反复证实么?
因而,我不敢苟同范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的说法,即满清一统中国的过程已历二百年,对全球的历史,几无所知.直到林则徐跑到广东搜集澳门出版物并找人翻译,证明中国人从此“开眼看世界”.
范文澜魂归道山快四十年了,按照他在大跃进时代的“反潮流”言论,按照他在“文革”中间还给江青碰软钉子的操守,他是否在重新讨论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再会宣称谁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按照逻辑,但逻辑终究不能代替历史,我们只好对他的失误表示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