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特点,结合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谈谈我们应该如何在实践中坚持群众观点,做到以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受到人们的关注,先后出版了多种“史学概论”一类的著作,不少高等学校历史系还开设了有关课程.但是,这些著作所述内容很不一样,有的基本上等同于唯物史观,有的偏重于史学史方面,有的则着重于历史文献学.它们虽各有特点、各有侧重,却给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史学概论的体系是什么,应当包含哪些基本内容?对此,学术界曾有过讨论,意见并不一致.大概有一点共识,即史学概论不能等同于唯物史观.然而,在看到史学概论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区别时,又必须认识到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于任何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在考察社会历史过程时,都离不开以一定的历史观为指导———不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就必然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唯心史观为指导.从总体上说,不存在没有历史观的历史著述.
高等学校历史专业开设的史学概论课程,对于学生学习其他历史专业课程具有指导意义.它担负着培养学生树立科学历史观、提高运用科学历史观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的任务.因此,撰著史学概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阐明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如果把唯物史观仅仅作为众多学派中的一个平列学派来对待,势必动摇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使历史研究脱离唯物史观的指导而走向歧途.正如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保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史学理论对于有关理论问题无疑要作出准确阐述,但也不能抽象地谈论理论,而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包括解决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存在的一些具有理论性的问题.如有人认为唯物史观过时了,要以别的史观如文化史观来代替唯物史观.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关于湘军和太平天国的评论.有研究者认为,曾国藩的湘军镇压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是儒学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斗争,是两种宗教的斗争.前者能够战胜后者,是因为曾国藩崇奉程朱理学,表明儒学文化的胜利.因为“有本者昌,无本者竭”,有了儒学文化这个“本”,就可以无往而不胜.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其信奉外国来的基督教文化,失去了儒学这个“本”.照此说来,一场深刻的农民反对地主及其政权的斗争就变成了“文化斗争”,而湘军的胜利和太平军的失败也是儒学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斗争的结果,即孔夫子打败了耶稣基督.不过,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如果儒学文化真有那么大的威力,那么同样是以程朱理学为官方统治思想的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为什么先后败给了地地道道基督教文化的英军和英法联军?这表明,将文化作为历史解释中心的文化史观,并不能正确地指导历史研究,也不能取代唯物史观.
不妨再举一个例子.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了以“近代化（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的倾向,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是近代化,100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近代化史.这种以“近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的观点,不仅是议论,而且已经在教材中体现出来.如有的教材就是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都纳入“近代化起步”这个总题目之下,把不同性质的事件都用近代化“化”在一起.显然,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如辛亥革命,它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这与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怎能相提并论?从近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扩展了视野,不失为一个思路.但不能用“近代化”来取代“革命”,把二者对立起来,非此即彼.“近代化”与“革命”是分不开的.独立、民主、富强是近代中国的主题,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国家繁荣富强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是中国走上工业化、近代化的必由之路.不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问题,近代化是“化”不起来的.近代化离不开革命,追求民主既是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也是近代化的内容.
上述事例表明,离开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不能解决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诸多复杂问题,而且会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到错误的方向.这是撰写史学概论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