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的评价

　　曾国藩 梁启超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梁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偶.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咸丰同年间,曾国藩在“借夷助剿”、夷商代运南漕、派人购买美国机器创办江南机器局、办理天津教案等涉外活动中的表现,指出在严重的内忧外患而大多数士大夫沉湎于义理考据之时,曾国藩能独立时代潮流,把握风云际会,并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林则徐、魏源的经世致用之学,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开展自强新生政运动,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风云人物.
　　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编辑本段遗嘱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能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李鸿章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为不平等条约.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对这位清末重臣也逐渐评价多元化. 正面的,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西方对李鸿章最为著名的评价：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总和各方面的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为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出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热衷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梁启超《李鸿章传》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美国总统格兰特（U.S.Grant）称李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国总理甘必大,德国首相俾斯麦齐名. 李鸿章的外交政策,翁同和的内政政策,深为清末不少文士所不满,清末有一幅著名的对联,上联咏李,下联咏翁：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 张伯驹曾著有《红毹纪梦诗注》一书,回忆自7岁以来,70年间所经历过的菊坛史料,吟哦成诗199首收录其内.诗中记载,《马关条约》签订后,招致民间物议沸腾.当年在京城唱苏昆曲的,有一个饰演丑角的名演员刘赶三,一日在舞台上演戏时,就敢公开嘲骂李鸿章,冒出一句另加的台词：“拔去三眼花翎!” 恰遇李鸿章的侄子也在场看戏,听后大怒,立即上台打了刘赶三好几个耳光,经人劝阻方罢.刘赶三遭此侮辱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郁在心,不久竟因而弃世.时人就此事而作联嘲讽曰： 赶三一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由于“赶三一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对不上,经过辗转相传后,就变成了杨三.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同乡）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张之洞 中国毕竟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不可照搬西方的法律,但可以学习西方立法的技术和经验,引进某些新兴领域的法律内容,并从其自然法种理论模式,强调“天人合一”以及“礼”与法的结合,是一种从人本身出发的伦理法学说,在当前再次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儒家把法与道德、法与社会、法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的思考方法,与现代综合治理原则有着某些暗合,这对于我们的现实法制建设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他的经济思想在当时是比较领先的,但在其所有的政绩中,教育方面的成就是最突出的,其兴学育才思想及实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康有为 对康有为以及对由他推动的戊戌变法运动的定性的争执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其人政治思想的研究结果更是百家争鸣.这里引用《论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根本属性》（王建辉著,安徽师范大学2008年度“学术月”论文一等奖）：“19世纪末的中国,是封建社会的末期,但不能据此就套用理论,给这一时期的这个变革定义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给那个运动解释为资产阶级革命,更不能因为客观的进步作用而不正视变革人物主观的落后性.带理论去分析历史是一种方法,客观分析历史得出新的理论是一种研究.制度的变革除了经济基础的推动,也需要文化上的适时更新.经济基础的形成有时并不能快捷直接的促成上层建筑的飞跃.近代,随着资本主义渗入,19世纪四五十年代已经出现了工人的队伍,六七十年代形成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力量.并且,之后在“一战”中迎来短暂的春天.但当时这个资本主义力量作为推动上层建筑的革命是不够的.况且在依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氛围下,把戊戌变法定义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是可疑的.作为这场革命指导理论的康有为政治思想也是以儒家教义为主导的封建文化中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一个部分孕育了一定程度上的反叛精神.”
　　梁启超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吴其昌对梁启超的评价： 吴其昌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他曾著《梁启超》一书（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对梁启超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他所创立的“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同上） 郭湛波对梁启超的评价：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版,第50页） 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第53~54页） （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第292页） 吴泽对梁启超的评价： 吴泽于1948年出版《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吴泽先生写作此书的目的便是借批判康、梁的改良主义,论证改良主义在中国必然失败的命运,为康、梁祭,为今人惕.作者在书中说：“时异境迁,远非昔比,人民已经起来,民主自由,已成时代主流,历史洪涛,革命形势,无可抗拒,人民时代,民主世纪,哪里还容孤臣孽子们侈谈‘维新’、‘变法’,玩弄‘拥光绪’、‘保大清‘的一套?”（《康有为与梁启超》上海华夏书店1948年版,第5页） 因此,作者在本书重点论述了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对于他的学术思想则很少提及,故导致对他的评价较低：“梁启超不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学者、政治家,实实在在说,只是一位庸俗的‘保皇自由主义者’!他一生的言行,重心都在政治活动,而这种政治活动,三十年来,一贯站在反民主反革命的反动立场,辛亥革命前反民主反革命所以‘保皇’,所以‘保大清’；革命后,反民主反革命,所以‘拥袁’、‘护阀’,图谋维持封建统治.”（吴泽：《康有为与梁启超》第180页） （（同上书）,第292~293页） 王介平对梁启超的评价： 王介平在《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的长文里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从学康有为到戊戌政变（1890~1898）,梁启超并没有异于康有为的理论和主张,但因其善于为文,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思想界和知识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启蒙作用.第二阶段从逃亡日本到与革命派论战 （1898~1905）,梁启超由斥后保皇转而反对革命.第三阶段从论战失败到辛亥革命 （1906~1911）,政治上他更加堕落,并公开抵制资产阶级革命.第四阶段从辛亥革命后回国到第一次大革命后梁启超之死（1912~1929）,他逐渐成为地主买办集团的骨干分子,政治思想更趋反动.作者还分析了梁启超思想上的矛盾、错误和多变的原因,认为这“正是帝国主义阶段半殖民地的中国改良主义遭到破产时走投无路的反映,正是代表地主阶级部分力量向资产阶级转化而遭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革命力量错综复杂的打击之后,无所凭依的彷徨情绪的反映.”
　　谭嗣同 梁启超评谭嗣同：晚清思想界的彗星 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浏阳谭嗣同.嗣同幼好为骈体文,缘是以窥“今文学”,其诗有“汪（中）魏（源）龚（自珍）王（闿运）始是才”之语,可见其向往所自.又好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 自从杨文会闻佛法,其学又一变.尝自裒其少作诗文刻之,题曰《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示此后不复事此矣.其所谓“新学”之著作,则有《仁学》,亦题曰“台湾人所著书”,盖中多讥切清廷,假台人抒愤也.书成,自藏其稿,而写一副本畀其友梁启超；启超在日本印布之,始传于世.《仁学自叙》曰：“吾将哀号流涕,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冲决全球群学群教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天之网罗.……然既可冲决,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 《仁学》内容之精神,大略如是.英奈端倡“打破偶像”之论,遂启近代科学.嗣同之“冲决罗网”,正其义也.《仁学》之作,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真可谓极大胆极辽远之一种计划.此计划,吾不敢谓终无成立之望,然以现在全世界学术进步之大势观之,则以为期尚早,况在嗣同当时之中国耶?嗣同幼治算学,颇深造,亦尝尽读所谓“格致”类之译书,将当时所能有之科学知识,尽量应用.又治佛教之“唯识宗”、“华严宗”,用以为思想之基础,而通之以科学.又用今文学家“太平”、“大同”之义,以为“世法”之极轨,而通之于佛教.嗣同之书,盖取资于此三部分,而组织之以立己之意见,其驳杂幼稚之论甚多,固无庸讳,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 嗣同根本的排斥尊古观念,尝曰：“古而可好,则何必为今之人哉!”（《仁学》卷上）对于中国历史,下一总批评曰：“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仁学》卷下）当时谭、梁、夏一派之论调,大约以此为基本,而嗣同尤为悍勇,其《仁学》所谓冲决罗网者,全书皆是也,不可悉举,姑举数条为例. 嗣同明目张胆以诋名教,其言曰：“俗学陋行,动言名教,……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下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三纲五常之惨祸酷毒由此矣.……如曰‘仁’,则共名也,君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于箝制之术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节’一切分别等衰之名.……忠孝既为臣子之专名,则终不能以此反之,虽或他有所据,意欲诘诉,而终不敌忠孝之名为名教之所尚.……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 嗣同对于善恶,有特别见解,谓“天地间无所谓恶,恶者名耳,非实也”,谓“俗儒以天理为善,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安得有天理”.彼欲申其“恶由名起”说,乃有极诡僻之论,曰：“恶莫大淫杀.……男女构精名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来沿习既久,名之不改,习谓为恶.向使生民之始,即相习以淫为朝聘宴飨之巨典,行诸朝庙,行诸都市,行诸稠人广众,如中国之长揖拜跪,西国之抱腰接吻,则孰知为恶者?戕害生命名杀,此杀名也.然杀为恶,则凡杀皆当为恶.人不当杀,则凡虎狼牛马鸡豚,又何当杀者,何以不并名恶也?或曰,‘人与人同类耳’.然则虎狼于人不同类也,虎狼杀人,则名虎狼为恶；人杀虎狼,何以不名人为恶也?……”此等论调,近于诡辩矣,然其怀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气,正可察见. 《仁学》下篇,多政治谈.其篇首论国家起原及民治主义（文不具引）,实当时谭、梁一派之根本信条,以殉教的精神力图传播者也.由今观之,其论亦至平庸,至疏阔.然彼辈当时,并卢骚《民约论》之名亦未梦见,而理想多与暗合,盖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其鼓吹排满革命也,词锋锐不可当. 曰：“天下为君主私产,不始今日,……然而有知辽、金、元、清之罪,浮于前此君主者乎?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膻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则俗则毳欲也.逞其凶残淫杀,攫取中原子女玉帛,……犹以为未餍.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其心思,挫其气节.……方命曰：此食毛践土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 又曰：“吾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暗杀）,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此等言论,著诸竹帛,距后此“同盟会”、“光复会”等之起,盖十五六年矣. 《仁学》之政论,归于“世界主义”,其言曰：“春秋大一统之义,天地间不当有国也.”又曰：“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不可自言为某国人,当平视万国,皆其国,皆其民.”篇中此类之论,不一而足,皆当时今文学派所日倡道者.其后梁启超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褊狭的国家主义,惭其死友矣. 嗣同遇害,年仅三十三,使假以年,则其学将不能测其所至.仅留此区区一卷,吐万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吾故比诸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