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王阳明是干什么的?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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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王守仁（1472-1529）,汉族,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封“先儒”,奉祀孔庙东庑第58位.
明赏罚
主张明“赏罚”以提高统治效力,行德治礼教以预防“犯罪”他认为：赏罚乃“国之大典”,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和正确地加以使用.而当时“盗贼”日益增多,是由于“招抚”太滥,“招抚”太滥是由于兵力不足,而兵力不足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实行赏罚,以至于“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及”.象这样法令不明,赏罚不信,即使有百万的兵力,也是没有用处的.他还主张“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认为过时的奖赏,等于没有奖赏,过时的惩罚,等于没有惩罚,都起不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这些主张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提高统治效率,以“破山中贼”. 他还主张行德治教化以缓和阶级矛盾,减少犯上作乱.他说：“民穷必有盗贼”,认为老百姓已经贫困不堪,还要没有休止地征敛,就等于驱使他们去作盗贼.因而有必要“罢冗员之俸,损不急之赏,止无名之征,节用省费”,对灾民实行“赈济”、“免租”,使他们“不致转徙自弃而为盗”.所以,他反对“蔑道德而专法令”,主张在镇压人民起义之后,立即“建立学校,以移易风俗”,以求得久安长治.他教导下级官吏说,作县官的如果能竭尽自己的心力和聪明才智,诚心“爱民”,贯彻“抚缉教养”的方针,即使是蛮夷的人,也是可以被感化的；即使是产生“盗贼强梁”的地方,也是可以变为“礼义冠裳”的所在.他强调这一方面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即在于使用软的一手,以“破心中贼”.但这软的一手是有限度的.他强调刑罚是“德治教化”的保障,“果有顽梗强横,不服政化者”,就一定要“即行擒拿,治以军法,毋容纵盗,益长刁顽”.
量情法
强调执法要“情法交申”,区别对待他反对“贪功妄杀,玉石不分”.例如处理“宸濠之乱”的反叛人员时,主张只对主犯处以极刑,至于各“从逆”的人犯,则认为“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则失于轻,处斩似伤于重”,不如“俯顺舆情”,判处永远充军,使“情法得以两尽”,“以存罪疑惟轻之仁”.在另外一个“告示”中,他甚至宣布对于胁从“作乱”的人,免于追究,“俱准投首免死,给照复业生理”.这样作既使得“谗谀知警,国宪可明”,也显示了朝廷的“仁慈”.这正是他的“绥柔流贼”策略在法律上的具体运用.此外,他还主张适用法律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在“地里遥远,政教不及”的边远地区和“小民罔知法度”的情况下,一切“词讼差徭钱粮学校”等事务,都可以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作权宜的处置：“应申请者申请,应兴革者兴革,务在畜众安民,不必牵制文法”.在“行法以振威”的原则下,他已注意到运用法律的灵活性问题.
重纲纪
求重视“纲纪”,整肃执法之吏,杜绝“法外之诛”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对那些寅缘窃踞官职的豪门势家子弟的不法行为,如居心刻薄,“骚扰道路,仗势而夺功,无劳而冒赏,懈战士之心,兴边戍之怨”的情况,要大力加以整肃,特别是对“戾于法”的执法之吏,应当严格要求.但是他指出,在司法审判中,“刑曹典司狱讼”,事情“繁剧难为”.他们往往受到权贵的拂抑和牵制,以至使得依法断狱之词,“未出于口,而辱已加于身；事未解于倒悬,而机已发于陷阱”.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他们“不挠于理法,不罹于祸败”是很难的.这就尤其要从整肃吏治、严明赏罚入手,消除执行法律的阻碍.他还力主加强监狱管理,杜绝“法外之诛”,指出京师的“提牢厅”,是“天下之狱皆在焉”的重地,负责提牢的官吏,不能不慎重对待,特别对于“桎梏之缓急,扃钥之启闭,寒暑早夜之异防,饥渴疾病之殊养”,甚至于微贱到“箕帚刀锥”、“涤垢除下”的事,无不应当认真注意,以“身亲之”.这样才能既防止“变故不测之虞”,又可免使囚者被“轻弃之于死地”.他还强调,狱中囚犯的再行“犯罪”,并非全是“禁防之不密”,还有促使他们再犯的监管不当的原因.所以只有监狱里做到“令不苛而密”,使囚犯免受“法外之诛”,才能避免“弊兴害作”.思想成就
王守仁是我国宋明时期心学集大成者.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并以此作 王守仁立像
[1]为讲学的宗旨.他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天理即是人欲”；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认为为学“惟学得其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而已.”要求用这种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以达到所谓“万物一体”的境界.他的“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说,旨在反对宋儒如程颐等“知先后行”以及各种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他论儿童教育,反对“鞭挞绳缚,若待拘囚”,主张“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阳明学派,影响很大.他广收门徒,遍及各地.死后,“王学”虽分成几个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见其长.他的哲学思想,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日本大将东乡平八郎就有一块“一生伏首拜阳明”的腰牌.他的弟子与心学影响了很多人：徐阶,张居正,海瑞,陶行知等,名扬海外! 王守仁不只是哲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非常热爱故乡的山山水水,回故乡时,常游览名胜古迹,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他写的《忆龙泉山》： 我爱龙泉山,山僧颇疏野. 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 一夕别云山,三年走车马. 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 王守仁的游足还到奉化雪窦山,他写的《雪窦山》诗明丽、秀拔.数百年来被人们传诵不息. 穷山路断独来难,过尽千溪见石坛. 高阁鸣钟僧睡起,深林无暑葛衣寒. 壑雷隐隐连岩瀑,山雨森森映竹竿. 莫讶诸峰俱眼熟,当年曾向画图看. 王守仁的一生,著作甚丰.他死后,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 他将心学凝成四句话,即心学四诀： 王守仁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余姚“四碑亭”,留有纪念他的碑亭.碑文是：明先贤王阳明故里.楹联：曾将大学垂名教,尚有高楼揭瑞云.横额：真三不朽.
思想主张
心外无理： 王守仁秉承陆九渊的学说,使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因此他们被称为“陆王学派”.陆九渊从“心即理”说出发,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王守仁并不满意陆九渊的解释,他说：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虽亦未免沿袭之累”. 王守仁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陆九渊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故明“本心”则明“天理”.故王守仁强调：“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知行合一：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比如,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知道仁爱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王守仁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是这样理解的,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于是开始强调要知,更要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北京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致良知： 王守仁经历过百死千难的人生体验,在五十岁时提出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学说宗旨“致良知”：“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唯求其是： 王阳明倡“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时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浙江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士农工商：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中提出,“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管仲）.”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节庵公墓表》）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 四句教：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 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即“知行合一”. 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这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即是“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穴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意鱼鸟自流形”的“真乐”或“真吾”状态.这种境界是超凡脱俗,摆脱个人名利毁誉贫富穷达束缚的自由状态.在这种“至乐”境界之中,人与“大化”流行,“逍遥”于“人生山水”之间,实现了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美与善相统一,达到了一种活泼泼的怡悦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 他的良知体验美学值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好好咂摸体验.在忙忙碌碌前行的道路上,偶一回头,发现先人衣决飘飘,面对蝇营狗苟生活着的人们,早已微笑的将我们宿命的留在艰苦跋涉的道路上,而兀自去追求那种自在清明的圣人生活去了.也只有在这假日,我才能去触摸内心本有的“良知“,王氏的“格物致知”显然对我而言,比朱熹的要亲和受用的多了. 王门四句教阐述了心体、性体和良知在其心学体系中所具有的多重意蕴,指出心、性、理三者的内涵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等同的,并通过心性“无善无不善”的分析,指出王阳明所说的“至善”是超越道德善恶的不可执之善.最后,通过对本体与工夫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四句教所内含的潜在矛盾,指出此矛盾是心学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思想演变
十七岁时,他到南昌与诸养和之女诸氏成婚,可在结婚的当天,大家都找不到他.原来这天他闲逛中进了道教的铁柱宫,遇见一道士在那里打坐,他就向道士请教,道士给他讲了一通养生术,他便与道士相对静坐忘归,直到第二天岳父才把他找回去.此后他常常在各地和道士讨论养生的问题. 二十二岁时考进士不中,当时相当于宰相的内阁首辅李东阳笑着说：“你这次不中,来科必中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王阳明悬笔立就,朝中诸老惊为天才. 王守仁
嫉妒者议论说,这个年轻人若中了上第,必然目中无人.二十五岁再考时被忌者所压,又未考中. 二十八岁礼部会试时,他考试出色,名列前茅,中了进士,授兵部主事.王阳明早期尊崇程朱理学,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这就是著名的“守仁格竹”.从此,王阳明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驿丞.他来到中国西南山区,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他在这段时期写了“训龙场诸生”.其众多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教育思想
《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载于《王文成公全书》,为一至三卷,亦有单行本.卷上是王守仁讲学的语录,内容包括他早期讲学时主要讨论的“格物论”、“心即理”,以及有关经学本质与心性问题；卷中主要是王守仁写给时人及门生的七封信,实际上是七封论学书,此外还有《社会教条》等. 王守仁题跋像
[2]在卷中最有影响的是《答顾东桥书》(又名《答人论学书》)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着重阐述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理论；卷下一部分是讲学语录,另一部分是《朱子晚年定论》.《朱子晚年定论》包括王守仁写的序和由他辑录的朱熹遗文中三十四条“大悟旧说之非”的自责文字,旨在让朱熹作自我批评与自我否定,证明朱熹晚年确有“返本求真”的“心学”倾向.卷下收录的王守仁讲学语录主要是讨论“良知”与“致良知”的.《传习录》是由王门弟子徐爱和钱德洪等编辑的,它包括了王守仁学说的主要观点,历来被视作阳明学派的“教典”,是研究王守仁教育思想的重要资料.其中的语录是王门弟子分别记录的,编辑者只作了汇编工作,注明哪些条是由谁记录的,未作进一步地整理,因此各条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7封书信出自王守仁的手笔,是王守仁论学书的代表作,但阅读这些书信时,如果与其他有关论学书信联系起来看,它们更多的反映了王守仁晚年比较成熟的教育思想,但由于编者的取舍,如《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大学问》等重要著作未予收录其中,它对于了解和研究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明显有不足之感.所以在评介《传习录》一书时,有必要联系《全书》中的其他篇章.
至理名言
1．“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2．“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3．“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 4．“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5．“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 6．“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7．“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不亦谬乎?” 8．“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9．“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 10．“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11．“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 12．“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明赏罚
主张明“赏罚”以提高统治效力,行德治礼教以预防“犯罪”他认为：赏罚乃“国之大典”,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和正确地加以使用.而当时“盗贼”日益增多,是由于“招抚”太滥,“招抚”太滥是由于兵力不足,而兵力不足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实行赏罚,以至于“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及”.象这样法令不明,赏罚不信,即使有百万的兵力,也是没有用处的.他还主张“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认为过时的奖赏,等于没有奖赏,过时的惩罚,等于没有惩罚,都起不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这些主张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提高统治效率,以“破山中贼”. 他还主张行德治教化以缓和阶级矛盾,减少犯上作乱.他说：“民穷必有盗贼”,认为老百姓已经贫困不堪,还要没有休止地征敛,就等于驱使他们去作盗贼.因而有必要“罢冗员之俸,损不急之赏,止无名之征,节用省费”,对灾民实行“赈济”、“免租”,使他们“不致转徙自弃而为盗”.所以,他反对“蔑道德而专法令”,主张在镇压人民起义之后,立即“建立学校,以移易风俗”,以求得久安长治.他教导下级官吏说,作县官的如果能竭尽自己的心力和聪明才智,诚心“爱民”,贯彻“抚缉教养”的方针,即使是蛮夷的人,也是可以被感化的；即使是产生“盗贼强梁”的地方,也是可以变为“礼义冠裳”的所在.他强调这一方面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即在于使用软的一手,以“破心中贼”.但这软的一手是有限度的.他强调刑罚是“德治教化”的保障,“果有顽梗强横,不服政化者”,就一定要“即行擒拿,治以军法,毋容纵盗,益长刁顽”.
量情法
强调执法要“情法交申”,区别对待他反对“贪功妄杀,玉石不分”.例如处理“宸濠之乱”的反叛人员时,主张只对主犯处以极刑,至于各“从逆”的人犯,则认为“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则失于轻,处斩似伤于重”,不如“俯顺舆情”,判处永远充军,使“情法得以两尽”,“以存罪疑惟轻之仁”.在另外一个“告示”中,他甚至宣布对于胁从“作乱”的人,免于追究,“俱准投首免死,给照复业生理”.这样作既使得“谗谀知警,国宪可明”,也显示了朝廷的“仁慈”.这正是他的“绥柔流贼”策略在法律上的具体运用.此外,他还主张适用法律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在“地里遥远,政教不及”的边远地区和“小民罔知法度”的情况下,一切“词讼差徭钱粮学校”等事务,都可以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作权宜的处置：“应申请者申请,应兴革者兴革,务在畜众安民,不必牵制文法”.在“行法以振威”的原则下,他已注意到运用法律的灵活性问题.
重纲纪
求重视“纲纪”,整肃执法之吏,杜绝“法外之诛”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对那些寅缘窃踞官职的豪门势家子弟的不法行为,如居心刻薄,“骚扰道路,仗势而夺功,无劳而冒赏,懈战士之心,兴边戍之怨”的情况,要大力加以整肃,特别是对“戾于法”的执法之吏,应当严格要求.但是他指出,在司法审判中,“刑曹典司狱讼”,事情“繁剧难为”.他们往往受到权贵的拂抑和牵制,以至使得依法断狱之词,“未出于口,而辱已加于身；事未解于倒悬,而机已发于陷阱”.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他们“不挠于理法,不罹于祸败”是很难的.这就尤其要从整肃吏治、严明赏罚入手,消除执行法律的阻碍.他还力主加强监狱管理,杜绝“法外之诛”,指出京师的“提牢厅”,是“天下之狱皆在焉”的重地,负责提牢的官吏,不能不慎重对待,特别对于“桎梏之缓急,扃钥之启闭,寒暑早夜之异防,饥渴疾病之殊养”,甚至于微贱到“箕帚刀锥”、“涤垢除下”的事,无不应当认真注意,以“身亲之”.这样才能既防止“变故不测之虞”,又可免使囚者被“轻弃之于死地”.他还强调,狱中囚犯的再行“犯罪”,并非全是“禁防之不密”,还有促使他们再犯的监管不当的原因.所以只有监狱里做到“令不苛而密”,使囚犯免受“法外之诛”,才能避免“弊兴害作”.思想成就
王守仁是我国宋明时期心学集大成者.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并以此作 王守仁立像
[1]为讲学的宗旨.他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天理即是人欲”；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认为为学“惟学得其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而已.”要求用这种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以达到所谓“万物一体”的境界.他的“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说,旨在反对宋儒如程颐等“知先后行”以及各种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他论儿童教育,反对“鞭挞绳缚,若待拘囚”,主张“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阳明学派,影响很大.他广收门徒,遍及各地.死后,“王学”虽分成几个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见其长.他的哲学思想,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日本大将东乡平八郎就有一块“一生伏首拜阳明”的腰牌.他的弟子与心学影响了很多人：徐阶,张居正,海瑞,陶行知等,名扬海外! 王守仁不只是哲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非常热爱故乡的山山水水,回故乡时,常游览名胜古迹,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他写的《忆龙泉山》： 我爱龙泉山,山僧颇疏野. 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 一夕别云山,三年走车马. 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 王守仁的游足还到奉化雪窦山,他写的《雪窦山》诗明丽、秀拔.数百年来被人们传诵不息. 穷山路断独来难,过尽千溪见石坛. 高阁鸣钟僧睡起,深林无暑葛衣寒. 壑雷隐隐连岩瀑,山雨森森映竹竿. 莫讶诸峰俱眼熟,当年曾向画图看. 王守仁的一生,著作甚丰.他死后,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 他将心学凝成四句话,即心学四诀： 王守仁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余姚“四碑亭”,留有纪念他的碑亭.碑文是：明先贤王阳明故里.楹联：曾将大学垂名教,尚有高楼揭瑞云.横额：真三不朽.
思想主张
心外无理： 王守仁秉承陆九渊的学说,使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因此他们被称为“陆王学派”.陆九渊从“心即理”说出发,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王守仁并不满意陆九渊的解释,他说：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虽亦未免沿袭之累”. 王守仁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陆九渊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故明“本心”则明“天理”.故王守仁强调：“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知行合一：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比如,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知道仁爱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王守仁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是这样理解的,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于是开始强调要知,更要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北京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致良知： 王守仁经历过百死千难的人生体验,在五十岁时提出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学说宗旨“致良知”：“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唯求其是： 王阳明倡“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时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浙江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士农工商：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中提出,“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管仲）.”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节庵公墓表》）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 四句教：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 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即“知行合一”. 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这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即是“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穴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意鱼鸟自流形”的“真乐”或“真吾”状态.这种境界是超凡脱俗,摆脱个人名利毁誉贫富穷达束缚的自由状态.在这种“至乐”境界之中,人与“大化”流行,“逍遥”于“人生山水”之间,实现了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美与善相统一,达到了一种活泼泼的怡悦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 他的良知体验美学值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好好咂摸体验.在忙忙碌碌前行的道路上,偶一回头,发现先人衣决飘飘,面对蝇营狗苟生活着的人们,早已微笑的将我们宿命的留在艰苦跋涉的道路上,而兀自去追求那种自在清明的圣人生活去了.也只有在这假日,我才能去触摸内心本有的“良知“,王氏的“格物致知”显然对我而言,比朱熹的要亲和受用的多了. 王门四句教阐述了心体、性体和良知在其心学体系中所具有的多重意蕴,指出心、性、理三者的内涵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等同的,并通过心性“无善无不善”的分析,指出王阳明所说的“至善”是超越道德善恶的不可执之善.最后,通过对本体与工夫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四句教所内含的潜在矛盾,指出此矛盾是心学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思想演变
十七岁时,他到南昌与诸养和之女诸氏成婚,可在结婚的当天,大家都找不到他.原来这天他闲逛中进了道教的铁柱宫,遇见一道士在那里打坐,他就向道士请教,道士给他讲了一通养生术,他便与道士相对静坐忘归,直到第二天岳父才把他找回去.此后他常常在各地和道士讨论养生的问题. 二十二岁时考进士不中,当时相当于宰相的内阁首辅李东阳笑着说：“你这次不中,来科必中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王阳明悬笔立就,朝中诸老惊为天才. 王守仁
嫉妒者议论说,这个年轻人若中了上第,必然目中无人.二十五岁再考时被忌者所压,又未考中. 二十八岁礼部会试时,他考试出色,名列前茅,中了进士,授兵部主事.王阳明早期尊崇程朱理学,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这就是著名的“守仁格竹”.从此,王阳明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驿丞.他来到中国西南山区,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他在这段时期写了“训龙场诸生”.其众多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教育思想
《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载于《王文成公全书》,为一至三卷,亦有单行本.卷上是王守仁讲学的语录,内容包括他早期讲学时主要讨论的“格物论”、“心即理”,以及有关经学本质与心性问题；卷中主要是王守仁写给时人及门生的七封信,实际上是七封论学书,此外还有《社会教条》等. 王守仁题跋像
[2]在卷中最有影响的是《答顾东桥书》(又名《答人论学书》)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着重阐述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理论；卷下一部分是讲学语录,另一部分是《朱子晚年定论》.《朱子晚年定论》包括王守仁写的序和由他辑录的朱熹遗文中三十四条“大悟旧说之非”的自责文字,旨在让朱熹作自我批评与自我否定,证明朱熹晚年确有“返本求真”的“心学”倾向.卷下收录的王守仁讲学语录主要是讨论“良知”与“致良知”的.《传习录》是由王门弟子徐爱和钱德洪等编辑的,它包括了王守仁学说的主要观点,历来被视作阳明学派的“教典”,是研究王守仁教育思想的重要资料.其中的语录是王门弟子分别记录的,编辑者只作了汇编工作,注明哪些条是由谁记录的,未作进一步地整理,因此各条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7封书信出自王守仁的手笔,是王守仁论学书的代表作,但阅读这些书信时,如果与其他有关论学书信联系起来看,它们更多的反映了王守仁晚年比较成熟的教育思想,但由于编者的取舍,如《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大学问》等重要著作未予收录其中,它对于了解和研究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明显有不足之感.所以在评介《传习录》一书时,有必要联系《全书》中的其他篇章.
至理名言
1．“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2．“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3．“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 4．“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5．“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 6．“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7．“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不亦谬乎?” 8．“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9．“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 10．“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11．“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 12．“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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