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是鲁迅哪篇文章里的话
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出自《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演讲稿.全文如下：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大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魏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后来给黄祖杀掉了.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食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象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象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个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之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戴.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中来?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頠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 “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长官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象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象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象他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多了很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事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雇花匠种数十盆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象.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主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演讲稿.全文如下：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大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魏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后来给黄祖杀掉了.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食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象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象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个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之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戴.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中来?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頠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 “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长官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象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象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象他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多了很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事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雇花匠种数十盆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象.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主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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