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价值观.只有正确处理利益与道德、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等辩证关系,树立新的道德价值观念,才能走出困境,富国利民.否则,盲目的或错误的道德价值观,就可能成为干扰、破坏甚至毁掉这一目标的阻力. 我认为,我国传统封建社会的道德价值观根本缺陷至少有三点：其一,在传统的道德价值内涵中,利与义多被理解为水火不容、非此即彼的两个对立的极端：言义不言利,图利即无义.其二,在传统的道德价值天平上,个体永远是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而社会却始终是至高无上、不可触动的,由此反映到利益问题上,便是公利的神圣化、绝对化,不管其合理与不合理；而私利遭到的却是一味的贬低和漠视,无论其正当与不正当.其三,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具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对于目前社会生活中有些领域存在的道德失衡,又该怎么看呢?我的看法是：第一,从反对传统的伦理中心主义,有意无意地走向了非道德主义,由反对传统的禁欲主义对人们实际利益的压抑和伪善,不知不觉地走向了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和对善的嘲弄、漠视.利益,尤其是个人利益,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甚至惟一追求的对象,而道德善恶却仿佛成了遥远的话题,很少为人们真正关心,有的人甚至见利忘义、为所欲为.第二,由反对传统的社会本位主义、整体主义,有意无意地走向了极端利己主义.一些人仅仅以“我”为中心,完全以个人利益的满足为目的和标准,有利就干,没利不干,而不管它是否正当,是否损害国家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在有些人眼里,谁开口不讲个人利益,谁就有不近人情、不关心群众之短；反之,谁要讲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便会有唱高调、假大空之嫌.第三,由反对传统的理想主义,有意无意走向了非理想主义.一些人现在似乎对理想感到麻木了.尽管有人口危机、环境危机、资源危机等警钟在向人们敲响,但有些人似乎并不真正关心这些问题.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等急功近利行为,屡见不鲜. 对于这种道德生活的失衡,有不少人力图从理论上给予解释.其中,有“必然论”者认为,这是由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消失；有“代价论”者认为,这是我们走向现代化应付的代价；有“矫枉过正论”者认为,要彻底根除传统观念,就必须用“矫枉过正”的方式,不“过正”就达不到“矫枉”的目的,等等.如果说这些理论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掌握这种必然,积极地消除或减少这种失衡,并在此基础上提升道德,建立新道德价值观呢? 事实上,我们目前道德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失衡现象,并不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应有的产物,更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应当为之付出的代价.倒可以说,它是传统的“矫枉过正”的思维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产生的恶果.对目前走偏的道德价值观念进行纠正,使之趋向适当的价值目标,也许还需要更多的理论论证和实践.但我认为,这种新的道德价值观念,至少应当确立以下三个基本点. 其一,视富强之国与礼仪之邦为同一追求目标.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名.传统道德中,尤其是劳动人民的道德传统中有许多优秀的成分,如勤劳、善良、节俭、刻苦耐劳精神等等.利与善,富裕与文明,并不是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东西.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例证. 其二,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为同等价值砝码.在道德价值的天平上,以个人利益损害社会利益,或以社会利益否定个人利益,都必然导致这种天平的失衡.这并不是说,当社会利益需要牺牲个人利益的时候,个人就有理由拒绝这种牺牲,因为在凝结着自己个人利益的社会利益的升值过程中,个人利益也意味着同样的升值；个人道德价值的实现,也不同程度地意味着个人利益的实现.如此来理解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道德价值与社会道德价值的关系,就可能形成一种“我为社会,社会为我”、“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性循环. 其三,视现实基础与理想目标为同归复兴之途.如果说理想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以现实为基础,并用一个相互联结的新的现实架起一座通往理想的桥梁.因此,为了理想利益的目标,必须重视现实利益的基础.同样,没有理想,就意味着满足,满足就会失去动力,其直接的危害,便是对现实基础的瓦解.因此,现实要重视,理想不可无. 我们有理由坚信：一个富裕强健的社会,也能是一个道德善良的社会；一个社会利益发达的社会,也能是一个个人利益丰盈的社会；一个充满理想的社会,也能是一个现实充足的社会. （作者为中国计量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