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的中国,同亚非地区许多国家有广泛而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这不仅扩大了中国人民的视野,而且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唐朝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 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隋唐五代时期,中外交往异常频繁.高勾丽、新罗、百济（均在朝鲜半岛）、日本、泥婆罗（今尼泊尔）、骠国（今缅甸）、赤土（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诃陵（今印尼爪哇）、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大食（今阿拉伯）、波斯（今伊朗）等国都与唐朝有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各国使节、贵族、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旅游者,人数众多,不断来到唐朝.唐朝的使臣、僧侣、商人,亦不绝于途.亚非地区和唐通使交好的国家,有70多个.唐朝有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节宾客,在各地设商馆招待外商,设互市监、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兰州、凉州、敦煌,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长安尤为著名,这里汇集了各国来宾,许多外商在“西市”经营店铺,长期居住,国子监接受了众多外国留学生,留居长安的“胡人”多达 4000家～5000家.唐朝是西汉以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潮,其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唐朝对外交通相当发达.陆路以长安为中心,北路经蒙古到叶尼塞、鄂毕两河上游,往西达额尔齐斯河流域以西地区.西路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门关西行,至新疆境,有三条路可通中亚、西亚、南亚,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南路经西川到吐蕃,可达尼泊尔、印度,或经南诏、缅甸到印度.往东经河北、辽东可到朝鲜半岛.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三条路,一条从登州（今山东蓬莱）出发,渡渤海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朝鲜半岛西岸到日本；二是由楚州（今江苏淮安）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北上,东渡黄海、经朝鲜半岛达日本；三是由扬州或明州出海,横渡东海,直驶日本.到南亚的海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端过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由此分别到印尼的爪哇、斯里兰卡、印度.到西亚的海路,主要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岸.唐朝还初步开辟了到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唐朝时期的中国成为亚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其原因在于：第一,唐朝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强大的国家.各国景仰向往中国文化,东方各国尤其如此,他们视中国为“东方文化大本营”.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勉励其弟子“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日本人民更是“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希望“过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繁荣昌盛的唐朝,在各国人民的心目中,成为中国的代名词,至今仍有称中国人为唐人的.第二,唐朝对外政策开明,对“远夷”不歧视.唐太宗认为自己对华夷是一视同仁的.这种开明的对外政策,不仅在唐朝有少数民族官员,甚至有相当数量的外国官员.第三,唐朝对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自信.唐朝认为自己的文化,水平最高,对外来文化、艺术,毫无恐惧感,而采取“开放”政策.这是积极主动的文化政策,它采纳、吸收有益的外来文化,对之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向外大力宣传和输出唐文化,影响亚非乃至世界各国文化.唐朝坚信“盛世无忌”和中华传统文化有吸收、改造外来文化的巨大功能,而毫不惧怕外来文化的冲击.即使如博大精深、徒众广多的佛教,在中华文化的改造下,也中国化了.唐朝与亚非地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各国的社会进步,促进了自身的发展.绚丽多彩的唐文化兼容并蓄了众多外来文化的精华,使自己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