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孙文准备把粤语定为国语?后来又把普通话定为国语?

1,根本没发生过所谓孙文准备把粤语定为国语的事,孙文从来就没有一天能真正控制过中国,而且他1924年在广州演讲时说的也是"官话".纯属以讹传讹,
2,把粤语(白话)定为国语是不可能的,因为说粤语的人只占中国人口的6%,而说北方方言(官话)的人口占了中国人口的70%以上.
3,孙文(孙中山)本人并非纯粹的广府人,而是广府化的客家人,他本见广府人说粤语,见客家人说客家话,见外省人说广东腔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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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的“一票之差”国语情结
以前我只听说广东人有这种说法,说是当年表决全国哪种方言做国语的时候广东话以一票之差败给了北京话.没想到,原来河南洛阳、陕西也有类似的传言.真的,是王蒙在去年6月2日上《锵锵三人行》节目的时候说的,结果他引述的传言被凤凰网编辑成吸引眼球的文章标题《王蒙：陕西话洛阳话都差一票成为国语》,弄得好像是王蒙要表达这观点,好像陕西话、洛阳话还真有那么回事儿.
在网上一搜,好家伙,原来四川话也有类似的民间演义.湖北话更闹,说是一代表投票时上茅房了,所以才以一票之差落败.
可是,更煞有介事的还数说广东话的,网上网下都流传很广、影响很深,例如：
国际在线2007年还转载光明网《北京话以一票之差压倒广州话成为国语》（加了按语“据说”,但是没有说明来源）,香港网络大典收录了《孙中山否决粤语为国语支持用北方话作为国语》（百科性质的收录,态度中立）,南方网南方论坛岭南茶馆最近的转载印证了这一篇网络潮文还有多流行,天涯、豆瓣、百度这些热门网站就更有反映了.
语言学家王理嘉先生在2003年的著作《汉语拼音运动与汉民族标准语》前言部分也提到了这个他到香港访问时始料未及的传言,而且说是从两岸三地从事普通话教学工作的教师口中听来的.
这个段子胜在有剧情、有细节,我综合了一下,大概模型是这样的：
本来广东话比北京话票数高,推想是因为晚清维新、革命那时候广东风气领全国之先,像康梁和孙中山就都是广东人,所以大会代表里面多数都是粤籍的,投起票来广东话当然占优势嘛.后来,中山先生以大局为重,替北京话拉票,结果开票了是北京话反高一票或者三票.于是,粤语遗憾地和国语地位擦肩而过.
有没有疑点?
当然有.
在百度贴吧广东吧的《所谓粤语一票之差成为国语的史实》的跟帖里,就有人质疑道：
这么一个传说,是无依据的.
首届国会在哪里开?广州还是北京?时间、地点都搞不清楚.
“历史上,帝制崩塌,天下共和,首届国会……”云云,辛亥革命的历史就这么简单?
1911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在北洋军阀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由袁世凯在北京窃居大总统职位.此后历经二次革命、东征、北伐等等波折,“天下共和”、歌舞升平,从何谈起?
议员是各省推选的,国会怎么会有一半以上的议员是广东人?广东人都讲粤语?
即使真有这么一个法案,真的通过了,就能通行全国了?
另外还有人贴出：
史实：
国会参议员共274名,其中来自广东的参议员10名,占全体参议员的3.6% ；
国会众议员共596名,其中来自广东的众议员30名,占全体众议员的5.0% ；
国会议员总共870名,其中来自广东的议员为40名,占全体议员的4.6% .
天涯网友“拜日教”从近代政治历史大势的角度质疑：
孙中山虽然是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但孙中山的临时政府重用广东同乡,自身又没有实力,早就被当时的各地政权所不屑,应该说,清朝末年就是一个各地独立自立山头的年代,孙中山在广东自封临时大总统,而北京马上就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挤兑了广东的临时政府,孙中山看没有人相应,只能黯然下野,……纵使当时所谓的孙中山政府通过了粤语国语,由于当时孙的临时军政府只管辖两广一带,所以也只是承认了粤语的地方语言地位而已,而事实没有通过,说明纵使在广东,国语也是主流语言.孙中山倡导的北伐开始后,北伐军先后占领湖北和河南南部,政权也被武汉篡夺,所以,就更不太可能立粤语为国语.
我的博客也不时有人是搜“一票之差 史实”之类的关键词进来的,因为我在2005年的一个讨论里也质疑过：
这个说法可谓流传甚广却查无实据.我从来没在哪份正式的史料看到这个记载,也没看见任何正规的学术文章说过这个"史实".如果你知道的话,请详细告知是哪一年在什么地方什么会议投的票,还有投票的委员会都是什么人,有没有全国代表性,会议的性质是什么.
当年争论国语的标准,有人提议西安话,历史悠久,资格老牌；有人提议武汉话,位居全国之中,不偏不倚；有人提议折衷各主要方言的"老国音",等等.当然,或许也有人提议广州话,但是这些都是不可行的.我是说,即便真有那样一个会议投票通过了广州话作为国语,这个决议也一定很快被撤销.理由很简单：
能说广州话的人数量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很小,应该超出你的预期.而且,通常统计以“粤语”为母语的人数还是包括高濂片、勾漏片、四邑片等跟广府话相距较远的子方言的.而像台山话、鹤山话这些四邑片的子方言广州人根本听都听不懂,即便是同为广府片的南番顺的子方言,也不能称作标准的广州话.这样一来,能说标准广州话的人那么少,能提供足够的师资到全国去普及“国语”吗?这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再者,普通话推广至今还那么多人不会讲,或者讲不好,要是换成广州话你觉得情况会更好?全国人民都讲不好甚至听不懂,那这个“国语”有什么价值?
那段史实到底是什么样的?
有史料吗?
华语桥网站选登了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出版的《语文建设通讯》（季刊）第90期的《纪念国语普通话运动110周年；重印《国语运动史纲》的设想》：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计划重印《国语运动史纲》.该书详述自1892年 到1933年国语罗马字推行概况止, 其间凡四十馀年国语运动的历史, 并附有多种当年的教育法令, 确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珍贵文献.该书对香港还有一层特别意义.姚德怀曾说：
香港民间长期以来流传着一种说法, 认为民国初年审定“国音”时, 粤音仅以一票之差败於京音.考核史实, 便知道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不确实的.本来, 民间流传这种或那种说法, 也是常见的, 不足为奇的.但是上述传说竟也能在香港语文学术圈内流通, 某些学者不加考据便以本身专业地位予以肯定, 则是颇为令人惋惜的.4
该书出版後, 也方便香港学界细心地去查, 究竟有没有“粤音仅以一票之差败於京音”这回事?
看来,黎锦熙先生的《国语运动史纲》是重要线索.
振华军事网社区特聘作家小白发的《普通话是怎么形成的》又见于天涯来吧、新浪读书论坛等多处,原作者不可考.该文这样概括道：
这段历史,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1934) (以下简称“黎著”)说得很详细.“读音统一会”上对语音标准争执甚烈.由于会员中以江浙人为多 (会员共80人,江浙占26人,广东4人,开会日只到44人), 因此“浊音”问题成为争议的焦点.……争执结果,折中以“每省为一表决权”方法逐字审定了六千五百多字之读音.由于是各省代表逐字审定,因此虽然是基本上依据北京话,但不是严格的北京音.同时拟定的“注音字母”,其中也有浊音符号、入声标调法和北京音不用的微、疑、娘三母.因此这个“老国音”后人又称之为“人工语言”、“不自然的语言”.
我手头上虽然没有《国语运动史纲》的原版或者港版,但是恰好有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二篇52卷根据商务印书馆版影印的《国语运动史纲》.
里面讲到的“读音统一会”召开背景内容在上文提到的《汉语拼音运动与汉民族标准语》中介绍得更清晰：
国民政府一成立,教育部就召开了会议,决议改“切音”为“注音”,采定注音字母,审定一切字音的法定国音,准备从统一汉字读音入手来统一全国语言.紧接着第二年（1913）就召开了读音会统一会,正式采用了“国语”这一名称”（p10）,“审定了六千五百多个汉字的法定国音,制定了国语注音字母,这样就在汉语发展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现代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注音字母正式公布（1918）后的第二年,教育部又推行了根据读音统一会审定读音编成的《国音字典》（初版1919）,目的是更好地推行国语.（p18）
能跟传言中的“辛亥革命成功,帝制崩塌,天下共和,首届国会争论中国‘国语’”联系起来的,正是民国二年（1913年）这个读音统一会,而应该不是真的有哪届国会定断国语.——民国初年（1912-1928）时局纷乱,只有过两届国会（一度遭解散的”民元国会“和段祺瑞另起炉灶的”安福国会“）以及一次流产的国会（”新新国会“）,议题都集中在总统和约法上.
那么,——
广东人在那个会议里占多数吗?
根据《国语运动史纲》整理,读音统一会的会员构成情况要点有：
【会员资格】
至少符合精通音韵、深通小学、通一种或二种以上之外国文字、谙多处方言这四项条件中的一项
【会员组织】
教育部延聘员,无定额,后来实际上是延聘员三十几个、部派员十几个；
各地代表员,每省2人,由行政长官选派,按理应该有42人,但是实际上,有的省没有派足2人或者迟迟不派人,甚至到闭会都没派一个人；
（按：当时有二十一省,即比传统十八行省多了东三省,不包括已被割让的台湾省,而绥远省、热河省、察哈尔省、西康省、青海省、宁夏省还没划出来,海南就更还没分出来了.）
蒙藏各1人,由在京蒙藏机关选派；
华侨1人,由华侨联合会选派.
1913年2月份第一次正式开会时,只有44位会员到会.
【会员籍贯】
尽管按规定代表地方的是每省2人,但是有些省不重视,少派甚至不派,加上占总会员数一大半的延聘员、部派员有相当多的江浙籍和直隶籍人士,会员的籍贯构成就明显失衡了.结果,在80名陆续到会的会员里,江浙籍的占总会员数32.5%,其中无锡一个县就有5人.籍贯情况统计如下：
江苏17人（以吴稚晖最出名）、浙江9人（以胡以鲁最出名）、安徽2人、江西2人
直隶8人（以王照及其门生王璞为首）,河南2人,山西2人,陕西2人,甘肃2人
山东2人,奉天2人,吉林2人,黑龙江2人
四川3人,湖北3人,广西3人,云南1人,贵州1人
湖南4人
福建4人（包括卢戆章、蔡璋）
广东4人（包括1名华侨代表）
新疆1人
蒙古1人
籍贯不明者1人
可见,广东籍占多数的说法毫无根据,陕西、河南、湖北更没戏.无论是算各地代表员数量还是算总会员数,即使江浙徽赣合起来算,北方官话区的合起来算,或者广东广西合起来算,都没有哪个地方的人占绝对多数,只有江苏、浙江、直隶三省相对突出.
一票之差又是怎么回事?
这些会员也不是简单投票选哪个地方的话为国语,就不是究竟哪个地方方言能竞选成功、问鼎国语大位的意思,而是逐字投票审定字音,力图通过民主的机制造出一种综合各地方言的法定国音.而且,经过王照等北方会员的斗争,每省只有一票表决权,会员数较多的省籍没有更大的权重,江浙音、直隶音也不可能实质上极大地左右这种法定国音了.因此,哪个方言都不会因为一票之差就满盘皆输,根本就没有粤语和北京话相争一说.
关于投票机制的详情和各方争执的花絮,《国语运动史纲》里有详细记录,《汉语拼音运动与汉民族标准语》有概括：
中山先生呢?
他当时也早已经把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了,应该正在南方策划铁路建设或者”二次革命“,没有身份和理由去参加读音统一会.
孙中山本人在向广东父老、海外华侨演讲时可能用的是粤语、客家话甚至台山话,但是在很多正式场合用的是带浓重广东口音的国语,的确是身体力行支持国语的.在Youtube上面搜“国父原音”、“孙中山北伐大会演说”、“孙中山先生亲自谈革命精神”、“中山先生病逝前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说与叮咛”等关键词,可以找到他当年的珍贵录音.
孙中山说国语并不是偶然的.他要面向全国就只能说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国语,哪怕口音再重也要说,不可能直接说粤语.他的广东前辈也是这么做的.喻忠恩《粤语：方言还是外语》一文就提到：
岭南文化巨子梁启超曾不无得意地自称,“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但他实际上所操的新会口音官话,外省的学生相当不好听懂.
如果历史不是这样发展呢?
如果开这个读音统一会的时候广东人重视一点,多派点人参加,或者预先培养一些人到教育部成为指派的会员,……
如果孙中山还在南京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就召开读音统一会甚至召开国会讨论……
如果孙中山和他的广东革命同志起事的时候就议定粤语为国语……
如果康梁变法成功了……
情况会很不同吗?
在《汉语拼音运动与汉民族标准语》中,王理嘉先生概述史实,揭明了国语运动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我试着整理一下要点：
一、甲午国耻之后兴起的切音字运动要求“字话一律”,触及了语言统一问题,直接影响了后来国语运动中的“言文一致”,引发了国语运动.
汉民族共同语向标准语的发展要从上一世纪末,也就是清末的三大语文运动说起.（p1）
（其中,）切音字运动是提倡汉字改革,创制拼音方案的运动；国语运动是推广汉民族共同语口语的运动；白话文运动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的书面语的运动.（p1）（国语运动是）从切音字运动,即汉语拼音运动中引发出来的.（p1）
（按：以往汉字掩盖了语音标准问题,——就像赵元任说的那样,“字的抽象音类的演变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地域上都比音的音响性质要慢得多,实际的音值是多数文人学士所不关心的”（p24）,——文言文又掩盖了词汇和语法标准问题,而当时代需要文字拼音化的时候,标准语的问题就呈现了.注意,共同语是汉民族从前一直都有的,但是口头上和书面上对标准语的迫切需要则是清末开始的事情.）
二、官话是最通行的方言,是在“统一语言”、“言文一致”的社会趋势下最可能成为国语的方言.
“从事切音运动的第一人”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说：
…… 十九省之中除广（东）福（建）台（湾）而外,其余十六省,大概属官话（?）.而官话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 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p3-4）
事实上,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切音字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1900）,拼写的正是官话音.而后来相对失败的劳乃宣正是失败在他拟推的《简字全谱》分为《京音谱》（与王照同）、《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音谱》,旨在涵盖大部分方言,“主张先让各方言区的人做到地区性的言文一致,然后才是全国语言统一”,和当时“统一语言”、“言文一致”的历史要求和官话已经成为一种优势方言的史实相违背.
王照的话说得很透彻：
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传于海,纵横数千里,百余兆人,皆解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p7）
三、在子方言也很多样的官话内部,“北京话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发展,至迟在1850年之前已经获得了官话正音的地位,已经成为一种连外国人也认识到的民族共同语了”(p7),而“南京官话已经过时了”(p6).
影响巨大的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867年伦敦出版）和日本的汉语教学都已经以北京话为标准语.桐城派领袖、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伦向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推荐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说“此音尽是京城口音,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p7）到1903年,张百熙和张之洞等人奏定《学堂章程》,正式使“学习官音,统一语言成为政府行为”.（p8）1911年,清朝学部的“国语教育事业”五条又作了进一步规定,并经中央教育会议公决通过为“统一国语办法案”,只因辛亥革命爆发才没有实际开展.
（按：可见,在政府和操作层面上,民族标准语该取哪个地方的是非常显然、没有争论的共识,本没有投票的必要.）
四、国民政府一开始审定的“以京音为中心,折衷南北,牵合古今”但实际上矫揉而模糊的“老国音”不敷实际应用,最终让位于活的北京话.
照上文提到的每省一票、逐字审音投票机制定出来的”老国音“只能是读书人造的、杂糅的国语,没有任何人以之为母语,也没有老百姓用它来做生活的白话,而且由于并没有审定声调调值,语音上并不完备,尽管在应用上多以北京话的声调作发音示范,其实根本没有明确的读音标准.在实际生活上,
当时的官话各自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形成各种地方变体,如天津官话、山东官话、南京官话、乃至绍兴官话、广东官话,等等.它们被统称为“蓝青官话”（蓝青比喻不纯）,官话口语始终没有内部一致的语音规范.（p25）
这首先就不能解决教育推广标准上的矛盾,——没法教也没法学,——从根本上是没有回应清末民初确立口头交际标准音的时代要求（见第一点）,在推行中引起许多地区的强烈不满.
1920年,南京高师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主张根本改造国音,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决议提倡北京音为国音标准,掀起“京国问题”大纷争.1925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正式“以北京的普通读法为标准”修订国语标准音.
五、反对以北京话为标准语、标准音的意见一直都有,但是“联合音系”、“人造国音”的道路始终走不通.
早在切音字运动时期,章炳麟就反对以京话统一天下之语言,他是复古主义者,（p54）始终认为,理想的“中国正音既不可任偏方,亦不合慕京邑”（《国故论 衡·正言论》）,“今之声韵,或正或讹,南北皆有偏至……南北相较,惟江汉处其中流,江陵武昌,音纽皆正”……（《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p31）,主张以“江汉音加四方典则之声”构成一种通行全国的“夏声”.具体地说,夏声就是以江陵武昌音为主体,然后加上各方言中那些“合于周秦本音者”,“合于隋唐切韵者”.（p54）
受章炳麟的影响,《国语学草创》的作者、读音统一会的会员胡以鲁也很瞧不起北京话,反对以北京话做标准,一口咬定“北京官话者,官吏用语,非公共语也”.胡以鲁也主张以“湖北之音”作为标准语,因它是“古夏声也”,“交通上又为吾国之中心……故以之导用于国中,似较京语为利便.”（p54-55）
一直到三十年代,国音早已明确“以京音为准”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王古鲁仍然反对“照东西各国以首都音为标准语之例”,也主张以湖北方言为标准语.（p55）……认定“金元以来……中原之音,移于江汉”,而且“近日首都南迁……则湖北方言在原则上似有取为标准语之资格了.”（《言语学通论》） （p31）
更有人明确地主张大众语的标准是上海共通话,“而不是北京话,理由是北京的‘京’随时代换成‘平’……凭什么还有标准语的资格呢?……上海是现代中国交通的枢纽,产业的大本营,文化的中心点……大众的标准毫无疑问,该是新生的上海共通语.”（乐嗣炳《大众语绝不是国语》） （p32）
有人在八十年代还提出,“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普通话和北京话应该有不同的语音标准；既然全国许多地区的方言是没有zh、 ch、sh这三个翘舌音的,那么共同语里也不该保留这一套音,以免“让绝大多数的华人都语音不正,读白字”,-n和-?的区别,也是如此.（p62）
但是,这些主张从来没有在大众实践上成功过,跟“老国音”一样,因为不自然、实际上没有人说,“在纸面上无所往而不胜,而在口语中无所往而不败”（p62）.王理嘉先生总结道：
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即民族标准语（国语、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历史已经铸就了北京话的这一地位,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事实.（p62）
综上所述,
只有官话内部的北京话和蓝青官话之间、活的北京话和僵硬的读书音之间的实质争论；
人造的“老国音”、以武昌音为中心的“夏声”、上海共通语都仅仅是个别人笔头上的提倡；
粤语要当国语那更是没见有人提、不可能实现的事；
至于陕西话、洛阳话、四川话,如果是指努力向北京话靠拢、只是声调分布明显不同的那种蓝青官话,也就是现在说的“陕普”、“洛普”、“川普”,那么在理论上确实可能可以被只分调类、不定调值的“老国音”涵盖.但是,声调也是音位的一种,“老国音”在实际示范上也是基本依北京语音声调的,不分调值的蓝青官话就从来没有贯彻到底过.那么,这陕普、洛普、川普算哪门子国语呢?
就是说,
即使广东话或者湖北话、陕西话、洛阳话、四川话在某届什么代表大会上通过投票或者靠领袖的权威影响、某种机缘巧合成为国语,或者至少把自己的语音特点加到国语里面了,北京语音才是唯一有基础、唯一切实可行的标准音这个事实也不会改变,国语运动发展下去总会又走到这条道上来.
不相信?
喻忠恩先生2009年8月发的《粤语真的差点成了国语吗》提供了这么一则掌故：
1926 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会议正式语言是粤语而不是当时的国语.在大会上,广东籍代表吴永生提出：“大会中许多广东同志都是不懂各省方言的,本席在代表团时屡经提出要翻译粤语,何香凝同志亦曾说过,但未见实行.现请主席团以后对于各项重要报告及决议,都要翻译粤语.”当天,会议主席邓泽如即请陈其瑗将北方省籍代表于树德等人的报告译成粤语.在此后的会议中,凡“北方人” 以国语发言,一律由广东籍代表翻译成粤语.
如果说粤语差点成了国语,这一次倒是勉强可以算得上.但是,这与上述传说的故事无关.而且需要指出的是,粤语的这种辉煌地位也是稍纵即逝.在当月召开的广东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会议代表通过举手表决,议定在下一次会议上将不再允许用粤语正式发言.现在看来,国民党二大时的语言问题其实只是一个特例,这与当时国民党内部的革命正统之争密切相关.很显然,在那个时期的广东,粤语所流行的范围比现在要小得多.
可见,当时的确是创造历史的年代,但是当时的一切同样是历史创造出来,不是说改换就能改换,说扭转就能扭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