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
白居易的讽谕诗有一百七十馀首,这些诗大都作于贬谪之前,在写实和尚俗一点上,与张籍、王建等人一脉相通,而且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和尖锐性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白居易的《新乐府》又是有不少缺憾的.其一,《新乐府》的创作目的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新乐府序》）,为了做到这一点,作者往往不惜以丧失艺术性为代价,给诗篇添加一个议论的尾巴；有时则画蛇添足,作不必要的重复.其二,有些诗篇所写事件,诗人本无深感,只是为了凑足五十篇之数而作,所以写得枯燥乏味,不耐咀嚼,如《七德舞》、《法曲歌》、《二王后》、《采诗官》等,大都是议论和说教的堆积.同时,由于过多注重诗的现实功利目的,作者常用理念去结构诗篇,真情实感相对不足,比起杜甫那些深切体察民瘼、一任情感自然流露而又意蕴丰厚的乐府佳作来,《新乐府》中不少作品确有一间之隔.其三,在语言使用上,因一意追求浅显务尽而失之于直露无隐,有时一件简单的事理也要反复陈说,致使诗作不够精炼含蕴.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长恨歌》和《琵琶行》在艺术表现上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如语言明白晓畅而又精纯确当,“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赵翼《瓯北诗话》卷四）；在他现存的三百八十多首诗中,不乏清新可诵、近似盛唐之音的佳什,但其后期诗歌,大都是与聚集在他周围的一批台阁诗人酬唱应答、在体式技巧上竞异求新之作,诸如《奉和李给事省中书情寄刘苗崔三曹长因呈许陈二阁老》、《酬崔舍人阁老冬至日宿值省中奉简两掖阁老并见示》等等,从冗长的标题即可看出诗人们的交往概况.这些诗的内容并不充实,艺术性也不强,却对贞元末年的诗坛风尚颇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