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苏洵非议荆轲之行曰：“始速祸焉”.
南宋鲍彪为《战国策》作注说：“轲不足道也.”
朱熹认为“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
但肯定荆轲的人更多,第一个是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结尾说：“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左思的《咏荆轲》称颂他“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陶潜说他“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近代龚自珍赞扬他“江湖侠骨”.
评者大都认为,荆轲虽不懂得以一人之力难以挽狂澜于既倒的道理,也不懂得秦帝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艰险的精神和气概还是值得称道的.
刘伯承将军挽叶挺诗“勒马黄河悲壮士,挥戈易水哭将军”,未尝不含褒荆轲之意.
当年唐雎当廷怒斥秦王时曾经说：“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战国策·魏策》）
荆轲是春秋战国时代有名的四大刺客之一,但专诸、聂政、要离的行刺纯属“士为知己者死”,而荆轲则基本上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为“国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