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西方世界有一个大致印象应该是在明朝,当时无锡东林书院一幅门联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言辞,说明明时中国人对除中国外的世界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墨西哥银洋在明朝流通很广,福建还从美洲引进了马铃薯,称之为“洋山竽”.中外交流基本也没什么大的障碍,以葡萄牙人利马窦为代表的一大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并带来了一套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知识,同时把中国的情况介绍给欧洲,在欧洲掀起了一阵中国旋风.由于当时中国和欧洲发展水平相差不多,中国人的心态比较平和,对西方的东西也没什么抵触情绪,象徐光启这种内阁大臣都信了基督教,明朝还向葡萄牙（当时称佛朗哥）购买过大炮对付满清骑兵. 问题的出现是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后,满人偏处于东北一隅,本来就不懂什么世界大势,又因为以数十万人之众统治数亿汉人,猜疑之心很重,生怕汉人和西洋人联合起来造反.所以,尽管康熙乾隆仍然请过西方传教士帮助修订历法建造圆明园,不久就把他们全部赶出中国,并下禁海令,严禁和国外往来.后来,英国又先后派过马嘎尔尼、阿美士德代表团去北京要求通商往来,都被拒绝.长期与外界的隔绝的恶果就是中国自身的停滞不前,人民愚味无知,皇帝和官吏狂妄自大. 清以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西方科技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正当满清闭关自守的时候,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有些东西也流传到中国,比如自鸣钟、望远镜、洋枪之类.而满清统治者正陶醉于自己的所谓的十全武功,认为天朝地大物博,无奇不有,视洋人为西夷,（也就是西方的野蛮人）,而野蛮人造的这些东西无非是“奇技淫巧”,雕虫小技,总归于没啥好学的,所以很快受到了血的教训.1848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英国人凭借几只铁船,二三千人的部队,横扫中国东南沿海,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直打到南京,清朝先后调动的几十万大军,就如同泥偶一般,不堪一击.更可笑的是在1851年,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天国起义军本来在永州、长沙接连受挫,却因为在岳阳城下意外挖出了一批数百年前明人埋在当地的大炮,立即势如破竹,直取南京.由于这些教训,一帮汉人官吏真切体会到船坚炮利的利害,开始改变对西方科技的看法.于是,曾国藩成立了安庆军械所,李鸿章成立了上海机器制造总局,左宗棠成立了福州船政局,并派留学生去美国学科技第二个阶段是对西方制度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学了西方的科技,清人以为大功告成了.张之洞著名的论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反映了这个意思：中国的科技虽说差些,但传统的圣贤伦理,道理文章,.1895年,占居优势的东亚第一舰队,李鸿章苦心经营十多年的北洋水师竟然被中国人一直视为蕞而小国倭寇岛夷的日本一举全歼,割让台湾不说,连满人的龙兴之地辽东半岛也被强占了.以后德意俄诸国接踵而来,瓜分豆剖,竟有亡国的迹象.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君主制的不足,提倡学习日俄,实行君主立宪.其实他们之前,得风气之先的广东、江浙一带已有不少人持相同看法,比如广东的郑观应,苏州人王滔（陆直人,是第一个在牛津作为学术报告的中国人）和冯桂芬（木渎人）.无奈守旧势力实在强大,制度改良者们不是喋血街头,就是远走他乡.错过了改革的最好机会,尽管慈禧后来又假惺惺搞什么新政之类,清朝灭亡的命运却是不可避免了.1911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确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制度,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尽管后来又出现过洪宪皇帝和张勋复辟的丑剧,前者不过八十三天,后者不到一个月.所以,西式制度从此在中国得到了全盘肯定,留给后人的不过是进一步学习运用充实提高而已.此后的国共之争不过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二者都是彻头彻尾的西方舶来品. 第三个阶段是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过程.中国人看西方,往往先看到的是那些有形的东西,后面无形的东西总是被疏忽；往往看到空中楼阁,却注意不到下面坚实的地基.对西方文化也的认识也必然有一个相似的过程.和科技依赖于背后制度的支撑一样,制度也是产生于宗教和文化的土壤之中.美国的清教徒坚信上帝指引他们去建立一座山巅之城的神圣使命,遂成美国开创之前驱,并衍成出一部美利坚宪法；欧洲的新教徒信奉上帝赋予的自由意志,遂有限制王权,保护私产,发现新大陆之举.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中国人在引进西式制度之后,是否要继续引进西方的文化?其实这个答案也是不言自喻的.现代的中国人价值观已逐步与西方趋同,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宿命吧.从科技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是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和接纳从简单到深入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国人逐步西化的过程.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最大差别不在肤色语言,而在信奉的东西.试想有一天,我们的后人有了美国人的大脑,日本人的手,还有多少可以可算得上是中国的东西呢?回想起当初中华文明盛极一时不知吞噬了多少民族,今日自身又反被吞噬,波谲的历史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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