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的资本主义改革,以奥地利经济学家冯·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了顽强的抵抗.1936年美国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为自由主义辩护的著作《良好社会原则的探究》是自由主义思想发展中的重要代表作.1938年哈耶克、米塞斯等26位学者在巴黎召开了以“自由主义的危机”为主题的李普曼著作讨论会,并在这次集会上产生了建立这一派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织的想法.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对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这部著作被视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宪章,其矛头直接针对英国工党.哈耶克在书中认为,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尽管出自善意,但其政策必然会导致与德国纳粹相同的灾难：现代奴役制.1947年4月,以哈耶克为首成立了佩勒兰山学会.佩勒兰山学会的宗旨,一方面是要反对凯恩斯学说及二战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福利政策；另一方面是为创建一种强硬的和不受任何约束的资本主义模式奠定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派声称,国家干预经济和调节分配的做法必将压制公民的自由和扼杀人们的积极性.他们认为,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不但不是坏现象反而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新自由主义派提出的关于国家控制市场可能出现危险的警告得不到各国政要的响应.在此后长达20年的时期内,新自由主义派的观点始终未被西方国家统治集团所接受.
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西方国家经济在经历了二战后的繁荣后逐渐走向停滞与衰退.1974年的“石油危机”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卷入经济衰退的漩涡,形成了西方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的经济“滞胀”,这种现象严重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经济学的其他流派纷纷对主流经济学派进行抨击和责难.其中,以对抗凯恩斯主义而出现的三个主要派别是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这三者被统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认为通过市场供求作用的自动调节能够达到充分就业均衡,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信赖市场的自由放任可以达到经济均衡的发展,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断言国家的过度干预是危机的根源.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升为主流经济政策取向、英美新保守主义政府上台之后,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学说取代了凯恩斯主义,从而引发西方世界20余年历久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反滞胀的改革.这一改革涉及到了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其中包括：实施货币主义的反通货膨胀政策；紧缩的财政政策,压缩福利开支,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即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如从重点刺激需求转为重点刺激供给等等.尽管1991年发生的新一轮经济衰退给予新自由主义一个沉重打击,但是苏东剧变、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胜利”给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的一些中左翼政府也相继对新自由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所谓“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向新自由主义方向的大幅度政策调整和理论转向.东欧推行的改革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新自由主义的鼻祖走得更远.同时,拉美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至此,佩勒兰山学会的思想在经合组织国家取得了全面胜利,并最终确立了其霸主地位.
2、新自由主义兴起和走强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彻底抛弃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成果.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喜欢的凯恩斯固然主张加强国家干预,受保守主义者欢迎的“市场先生”弗里德曼也并没有回到早期的自由放任主义,也不是一般地拒绝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政策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前者强调国家干预第一主义,后者重视市场力量,强调政府作用的限度,强调市场与政府间的正确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新自由主义”对现实经济政治过程的认识,并不是从凯恩斯主义后退,而是从那里前进.他们开始弄清了市场失败与政府失败的真正关系,把握了市场与政府结合的正确方式.他们认识到,市场自由化不等于自由放任主义.他们在努力保护市场自由化的同时,强调政府宏观政策的作用和对市场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力图以一种有序的市场制度来弥补市场的缺陷和克服政府的失败,发挥市场和政府各自不可替代的社会经济功能.也就是说,在市场效率不能到达的地方,政府必须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社会经济功能.因此,只要不含偏见的人都能看到,当代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在20世纪发展史上的一次成功的变革,不能简单地将之归结为对传统自由放任主义的复归.由于当代新自由主义敢于直面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问题,努力探索变革之路,所以取得了实践中的胜利.它不仅结束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深重的经济危机,而且在治理凯恩斯主义的后果、帮助发达国家重新走出困境的同时,推动西方现代化走出工业化阶段,进入新一轮以网络信息产业革命为特征的后现代化、全球化路程.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20世纪末的兴起和走强决非偶然,而是具有多种深刻而复杂的原因的.一是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减轻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感.国家干预主义的产生,部分地是因为恐惧社会主义而做出的一种反应.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威胁力量减退,特别是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后,从国际和国内来讲,国家干预主义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二是资本主义社会较长时期没有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人们已经遗忘了类似1929—1933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这就降低了人们对国家干预主义的需要.三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存在着内在缺陷.凯恩斯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够,为此必须由国家进行“需求管理”.虽然在理论上凯恩斯主义强调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交替使用,但在实行中却是以扩张为主.长期扩张的结果,推迟了眼前生产过剩的危机,却造成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在滞胀面前,凯恩斯主义政策失去了有效性.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当政策出现问题的时候,其理论的危机也就到来了.四是新自由主义满足了资本向全世界扩张的内在需要.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主张国家职能最小化、市场作用最大化和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正是适应垄断资本打破国内福利国家体制束缚、国外民族国家疆界和国家主权等障碍的需要,而一跃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理论表现,同时又是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走向国际垄断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