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加紧侵华
1931年7月23日、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攘外必先安内”,“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趁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破坏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诬蔑此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所为,当夜向沈阳北大营之国民革命军发动进攻,标志着“柳条湖事变”,又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驻防沈阳的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张学良声称奉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严禁部下不准对日军作战（晚年虽承认是他自己的决定,但究其根本原因,仍是迫于蒋介石及其“中央军”的压力）,但团长王铁汉等仍率部进行了抵抗,还有黄显声领导的沈阳警察成为东北为数不多的给予日军打击的武装力量.但他们皆战不胜日军,翌晨全城即告陷落,警察们在缴械之后大多被屠杀.东北主要军事负责人张学良引咎降职,后赴欧洲躲避舆论谴责.
大敌当前,蒋介石不思抵御外侮,却仍然鼓吹“攘外必先安内”,大打内战,压制国人的抗日热情,疯狂推行“不抵抗政策”.中共趁机加紧发展,在湘赣等地建立起多个“苏区”,并不断扩大.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国庆日在中央苏区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设在江西瑞金）.此后,蒋介石不断发动对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妄图消灭红军,建立一党专政的反动独裁政权.
事变两个月内,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民众自发组织了大量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军阀侵略,这些抵抗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部分中国学者视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的开始.1932年2月,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其傀儡政府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这政权其实是关东军拥有,他们以日満亲善大使作占领东北的借口,以继续进行侵略.
国民政府面临“北有日军、南有共军,交相呼应,同时进逼”的危局.各地军人亦各自为政,不听中央调遣,山东韩复榘与刘珍年、陕西杨虎城与马青苑、四川刘湘与刘文辉,各起冲突,蒋费尽心机 ,“居中调停”,实为借机扩大地盘.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带领下展开回击,张治中率第五军（中央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中国国民革命军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国军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日本历来以压迫蒋介石惩办抗日军队的手段来打压中国军民抗日士气.6月,日本军阀全部退回日租界.
日本军阀在中国北方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并将军队开进长城一线,进犯热河、察哈尔两省,史称“长城事变”.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热河省会承德遭到袭击,仅10余天即告陷落,驻守热河的国军主要是东北军万福麟等部,抵抗意识极差.驻守平津的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率部抵抗,中央军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率所部3个师北上参战.同年5月,日本军阀向察哈尔进攻,并一度占领察北重镇多伦,然而不久冯玉祥和吉鸿昌发起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夺回多伦,并成功将日本军阀驱赶出察哈尔,保证了长城一线战事的基本稳定.二十九军、十七军等部队虽然奋勇抵抗,终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和伪“满洲国”部队,长城抗战失利.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革命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