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存在,它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也起着非常矛盾的作用.正如王炳照先生在《科举制度漫话》中所提到的那样,科举考试比较好地解决了中央集权和调动地方及个人积极性的关系,但助长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心理,以致产生钻营舞弊的恶习；科举考试将读书、应试、做官联系起来,使培养人才和选拔、任用人才结合起来,但导致了科举控制教育,学校变成了科举的附庸；科举考试克服了单纯以品行、门第取人的偏向,但未能真正实现以知识能力取人,反而走向死读书、背教条、务抄袭的死胡同；科举考试建立了统一的内容、标准、程序、步骤,但滋长了形式化、教条化、呆板僵死的流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