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科学气质 达尔文回顾一生的道路时,曾谈到两种气质对他的帮助. 首先是“保持思想自由”.1881年,他告诉人们,自己遵循这样一条治学原则：“我曾坚定地努力保持我的思想的自由,以便一旦事实证明这些假说不符合事实时,就丢掉我无论多么爱好的假设（而我不能反对每一问题成立一种假设）,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别的办法.”考虑到当时宗教的社会习惯势力和神学的影响,考虑到研究进化论这一问题本身的难度,我们可以体会“保持思想自由”对达尔文是特别有意义的. “保持思想自由”在达尔文身上具体表现为富有怀疑精神和不自满、不保守. 无须说,他的进化论是对当时宗教神学观的叛逆,是大胆怀疑的产物. 他一生最感谢和尊重两位导师,一个是汉斯罗,一个是赖尔.他恳切地接受导师的指导,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持自己的风格,具有自己的思考.例如,汉斯罗认为缠绕植物的运动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一种盘旋生长的自然倾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对花房中栽培的攀缘植物的观察,提出：“卷须植物或攀缘植物的运动是一种对生活环境的适应,以获取较大的阳光面和较多的空气,利于生存和生长,不这样的话,它们很难生活下去.”又例如,赖尔关于珊瑚礁的形成,曾提出一个火山口理论.人们相信赖尔,谁也不去怀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了疑问：“新的事实似乎不像赖尔所说的那样.”他认为珊瑚礁的形成与火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珊瑚虫长年累月筑成的. 后来他自己成了权威,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保守和谨小慎微起来,而是仍然富有怀疑和进取心.有一次,他读着刚出版不久的《血族婚姻》一书,作者引用比利时一位学者发表在权威杂志《比利时皇家学会会报》上的一段实验资料：用近亲的兔子交配许多代,丝毫没有发生有害的后果.人们对权威报刊上的文章,习惯于不去怀疑.但达尔文认为,这一实验报告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写信给那家杂志,提出自己的见解,询问实验是否真实.果然,不久他得到回复,那个实验报告是伪造的. 达尔文从来不以伟人自居,他知道虚怀若谷对科学的价值.因此,他不能接受任何吹捧自己、贬低旁人的做法,面对别人的这种行为,他会直言相告：“反对您加在我们那些伟人身上的巨大重要性；我惯常认为：第二、三、四流人物都极为重要,至少在科学家方面是这样的.” 对自己的理论,他决不抱守一隅,而是不厌深思,反复琢磨.关于遗传的机制,他曾提出“泛生论”的假说,认为从身体各部输出一种名为“pangen”的粒子聚向生殖细胞,以此解释身体的变化即获得性状向子代的遗传.这一假说发表后,有些学者提出异议,达尔文很注意这些批评.例如对意大利植物学家菲得利克·德尔宾诺（18331905）的批评,他表示：“他反对这个假说,但批评得公正；我发现他的批评很有用处.”此后,他们经常通信,讨论植物学问题.也正是在认真考虑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六版中,删去了有关泛生论假说的论述.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略见他虚心、严谨的治学之风.当然,从他1842年整理出“物种起源草稿”,直到1859年才发表《物种起源》一书的事实,我们更能体会到他的“不厌深思”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