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的外在形制从来都影响着它们的内容,同时也受到它们内容的影响.书写材料的供给状态促进了或者阻碍了文学的生产.风尚因素和便利因素决定了图书的尺寸和形制,从而也就影响到内容的规模和特点.” 这是英国古典学家、圣经学家、古文书学家弗雷德里克·G.凯尼恩1932年说的话,如今看来,仍是不刊之论.“书”这个字眼所指称的事物,并非我们习见的纸质印刷书所能涵盖的.如同碗碟、衣饰、器皿等物,书也有一段很长的演变期,才发展至如今这般模样.中国古书的形制,相信我们的读者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但西方古典时期的图书是什么模样?其形制如何决定古代西方人的阅读形态?所知恐怕就不那么多了.对这些问题或更广泛意义上的阅读史、书籍史有兴趣的人,都可读一读凯尼恩这本《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凯尼恩说,可考的西方图书史约两千五六百年时间.除去石头、叶子、树皮、亚麻、陶片、泥板、木牍、金属等零星的书写材料,约有一千年时间,西方图书的形制主要为纸草卷子,一千年为纸皮册子.纸草由一种叫纸莎草（Cyperus papyrus）的水生植物的木髓加工而成的,因此,它也有“莎草纸”这个名字.古代尼罗河流域,纸莎草非常多.“用锋利的刀子将木髓切成薄的长条,再将这些长条分两层排放,一层横,一层竖.然后藉着湿润、胶水和压力,将这两层粘牢,经纬成一张织物——这张织物虽然很脆,可以轻易揉成粉齑,但大概也有相当于好的纸张的强度.这一点可从以下事实看出：除了棒槌以及象牙或贝壳磨光器之外,浮石也被用来使纸的表面平整光滑.” 纸草可粘在一起,形成一个卷子.能容纳多少内容,视卷子的大小而定,“图书的外在形制从来都影响着它们的内容”.纸草卷子末端,会有一根以球柄装饰的轴棍.有时,纸草卷子也会配一个皮纸封套,用作保护.卷子外头,会有标签提示书名.读者可手执卷轴,翻展而读.现在,有不少纸草卷子、轴棍、标签的实物存留下,所涉内容包括荷马史诗、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经典.此外,要不是一些纸草残片通过考古发掘而得,像古希腊喜剧家米南德等人的作品,恐怕不会留下一鳞半爪.凯尼恩认为,在基督教时代开始之前,纸草卷子是希腊世界唯一使用的图书形式.古罗马博物学家、百科全书式作家普林尼在其名著《自然史》中说：“人类文化和历史正是由这种材质的使用而得以彰显赋形.”而纸草的文献价值自不待言,特别是一些传统上我们认为已经缺失的著作或残篇.1934年,周作人的译著《希腊拟曲》出版,其序言说：“翻二千年前芦叶卷子（引者注：即纸草卷子）所书,反觉得比现今从上海滩的排字房拿出来的东西还要摩登.”他针对的,是19世纪末才出土的古希腊拟曲作家海罗达思的纸草文本.皮纸,顾名思义,指的是动物的皮革经过清洗、刮擦,碾以浮石使之光滑,最后涂以白垩制成的“纸张”.一般说来,西方古典世界中,皮纸原材料的主要来源是牛、绵羊、山羊,特别矜贵的,是用羚羊皮做的.通过现存实物考察,凯尼恩发现,公元4世纪开始,不管是纸草还是皮纸,册子形式的图书,在数量上开始超过卷子形式的图书.换句话说,我们现在习惯一页页翻的阅读形式,是从4世纪开始衍变过来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凯尼恩说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古典世界对于比纸草卷子容量更大的书写载体的需求增加了.二、皮纸制作工艺的进步.凯尼恩的研究,结合典籍的记载以及留存的纸草、皮纸文本实物,在外观形制方面的描述非常详尽,时而还会提及一些掌故,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烂笔头不如好记性（与今人的看法正相反）等,大大提高了阅读的趣味性.《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的中译本,译笔典雅、注释丰富,且配有大量实物及模拟图片,非常方便读者.可考的西方图书存在约两千五六百年,凯尼恩述及其中两千年,还有五六百年,就是我们熟悉的纸质印刷图书的时代,可这里头,其实也有绵长的流变过程的,此处不再赘言.近来,关于纸质书行将灭亡,电子书将大行其道的说法甚嚣尘上.是否真的如此,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书本的形制永远在改变中,我们的阅读形态也会随之改变.不过,预言如果成真,算下来,纸质印刷书的存在时间可能只有纸草书、皮纸书的一半,很多人都会唏嘘吧.但是,如果我们将会有更好的阅读形态,也就不必过分地怀旧了.http://hzdaily.hangzhou.com.cn/dskb/html/2012-09/26/content_134978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