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词的形成及豪放与婉约的分流
中国的诗,最初都是歌.《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足以说明诗和歌的关系.《诗经》都是用来演唱的,汉有乐府,唐有教坊.总之,诗与歌,密不可分.
词从什么时候形成?有人说远在梁朝就有了,但不可确证.应该是起源于唐正确.唐教坊的乐师感到过于规整的五言七言的诗句难以尽情表达情感,于是,就在原诗的基础上予以增减字数,就形成了最初的长短句.我见过一首据说是唐人改编的王维的《阳关三叠》：
渭城朝雨,一霎浥轻尘.更洒遍,客舍青青,弄柔凝,千缕柳色新.更洒遍客舍青青,千缕柳色新.休烦恼,劝君更进一杯酒.人生会少,自古富贵功名有定分.莫遣容仪瘦损.休烦恼,劝君更尽一杯酒.只恐怕西出阳关,旧游如梦,眼前无故人.只恐怕西出阳关,眼前无故人.
如果此词确是唐教坊乐师改编,那么就可以推断,词就是这样产生的.不必拘泥于词来源于民间的陈说.
1899年,敦煌石室发现了一大批唐代珍宝,其中就有著名的《敦煌曲子词》,其年代作者皆不可确考,手法也还有些稚嫩,大多是民间的作品.可见,唐时,词这种文学形式在民间已经很流行了.
真正有年代可考并可信的,是唐代的张志和《渔歌子》,韦应物《调笑令》,白居易《忆江南》《长相思》,刘禹锡《忆江南》《潇湘神》等.这些都是非常优美的真正的小词.（传说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忆秦娥》,不予采信.）
词的成熟,是晚唐五代时的事.五代人编了两本词集：一本是《尊前集》,我没见过原书,没有发言权,从略.一本是《花间集》,这是五代后蜀赵崇祚所编.其作者以蜀人为主（18个作者有14个与蜀有关）,词有500余首,主要是供士大夫宴会间演唱的,故名《花间集》.不管内容如何,单看艺术水平,已经是相当高的了.
和《花间集》同时的南唐,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词作家.最著名的是李煜和冯延巳.他们不仅可以和《花间集》抗衡,甚至到李煜北掳以后,成就远远超过了《花间》,直到现在,仍令我们觉得高不可及.
这个现象非常有趣.可以说,婉约与豪放在这时已经出现分流的端倪.〈花间〉诸人除偶有山川羁旅之作外,皆流连光景,词风柔婉,为词奠定了婉约的基调.南唐以李煜为代表,国破前亦多靡靡之音,国破后则杂家国之恨、身世之感,渐有金石之音.注意我以上所用的三个概念(家国之恨、身世之感、金石之音）,这其实就是豪放派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李煜北掳后的一些作品,已开豪放派之先河.王国维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我说,李煜的某些词,已的确让我们听到了豪放的声音.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浪淘沙〉“往事只堪哀”,等等.
进入北宋后,柔婉之词风占主流.晏、欧、秦、柳诸人,可作为婉约一派的代表.而大文豪带有大英雄气的苏轼,自然不甘受此柔靡之风约束.他不仅拓宽了词的领域,扩展了词的体裁,也改变了词的风格.于是,他就成为北宋乃至后来豪放词派的杰出的代表.
到了南宋,由于国破家亡的社会背景,许多词人以笔为刀枪、以词为号角,尽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辛派词人把豪放词风推到了极致.当然,也有一大批词人仍在走婉约的老路,如范成大、吴文英、史达祖、姜白石等等.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豪放词与婉约词中间存在着差异.苏轼有件轶事颇能说明这个问题：有一次他问一个幕僚：“我词何如柳七?”答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说明人们很早就意识到豪放词和婉约词味道大不相同.
最早对豪放与婉约的问题提出思考的是李清照.她在〈论词〉一文中简述了词的发展史,批评了苏轼等人的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第一次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观点.但是,她只对平仄、四声做作了强调.至于究竟怎样才“别是一家”,她没有说得很分明.
到了元初,宋的遗民张炎写了一篇〈词源〉,他说：“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这个“豪气词”,已和“豪放词”的含义差不多了.
第一次明确提出豪放与婉约概念的是一个叫做张世文的人（此人我不甚了了）,他说：“词体大略有二：一婉约一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弘之谓耳”.他不仅提出概念,也给它们分别下了定义：婉约,词情蕴藉；豪放,气象恢弘.这个定义下的还是比较准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