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人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发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综合考察《礼记》,尤其是《礼运篇》,可以发现儒家的"大同"、"小康"学说包蕴着下列主要思想内容：（一）"大同"之世是一个以农业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天下为公"是这社会的总原则,在这社会里,人们各尽其力,为社会劳动,生产成果和社会财富均归社会成员共享,毫无私有观念.博爱精神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系着人际关系,"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全体社会成员团结友爱,真诚相待,各得其所,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选贤与能",实行社会民主,而被选出来的"贤" 者、"能"者则是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的公仆,如黄宗羲所说："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7）（二）现实社会,"大道既隐",则非"大同",而仅是"小康"之世了."小康"之世是一个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天下为家"是这社会的基本特征.这社会"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财产私有、各谋其利、尔虞我诈、弊端丛生,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整个社会失去了和谐.为救治社会病症,维持基本秩序,圣人"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他们"治人之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这才使得这社会差强人意.（三）处于"小康"之世的圣人们,以"人情"为依据,"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渐使"天下国家可得而正"："天子以德为本、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当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可见,虽然"小康"之世,"大道"已隐,但人类社会还是有希望、有前途的.经过德礼之治,必然能够由"小康"而入"大同".总之,儒家学者通过《礼记·礼运篇》而描绘的"大同"社会景象——"天下为公"；人们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货力不必藏于己；盗窃乱贼不作,外户不闭；整个社会一团和睦,互助互济、扶弱救贫等等,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闪烁着迷人的光芒.故自其说问世以来,"世界大同"就成为炎黄子孙孜孜以求的美好境界,大同理想在中国上空一直徘徊了二千余年.它犹如理想灯塔之光,不仅给失望中的人们不断带来希望,而且更感召着人们为之去做不懈努力.
在中国近代史上,《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理想更成为激励中国仁人志士反抗外来
侵略和本国衰朽而又暴虐统冶,谋求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探寻社会前进发展道路的精神动力之一.康有为内依《春秋》公羊学之法、外习近代西方先进文化,通过重新解释《礼运篇》而提出其著名的"大同"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主张,这已是学者们耳熟能详之事,故此不赘述.这里需稍作介绍的是谭嗣同、梁启超受康氏影晌,亦提出有关"大同"理想的主张.谭氏谓："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无国也.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无国则畛城化,战争息,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且虽有天下,若无天下矣.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彷佛《礼运》大同之象焉."（8） 梁启超在《君政民政相擅之理》等文中提出民权代替君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同中国古代公羊"三世"说相结合,认为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变发展有其规律可寻：多君为政世——一君为政世——民为政之世.这三大阶段又可分出六个小阶段：多君世可分为酋长之世与封建世卿之世；一君世可分为君主之世与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可分为有总统之世与无总统之世.他不仅指出多君世就是据乱世、一君世就是小康升平世、民政世就是大同太平世,而且还运用历史事实具体论证了多君—— 一君——民政是一个由苦向乐、由恶向善、由乱向治、由野蛮向文明的循序渐进的演化过程,而实行民权的民政之世则终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任何力量都阻遏不住的.本来,将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与《春秋公羊传》"三世"说及《礼记·礼运》的"小康""大同"观相揉合,阐发政治主张,推展社会理想
你的字打错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人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发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综合考察《礼记》,尤其是《礼运篇》,可以发现儒家的"大同"、"小康"学说包蕴着下列主要思想内容：（一）"大同"之世是一个以农业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天下为公"是这社会的总原则,在这社会里,人们各尽其力,为社会劳动,生产成果和社会财富均归社会成员共享,毫无私有观念.博爱精神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系着人际关系,"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全体社会成员团结友爱,真诚相待,各得其所,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选贤与能",实行社会民主,而被选出来的"贤" 者、"能"者则是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的公仆,如黄宗羲所说："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7）（二）现实社会,"大道既隐",则非"大同",而仅是"小康"之世了."小康"之世是一个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天下为家"是这社会的基本特征.这社会"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财产私有、各谋其利、尔虞我诈、弊端丛生,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整个社会失去了和谐.为救治社会病症,维持基本秩序,圣人"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他们"治人之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这才使得这社会差强人意.（三）处于"小康"之世的圣人们,以"人情"为依据,"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渐使"天下国家可得而正"："天子以德为本、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当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可见,虽然"小康"之世,"大道"已隐,但人类社会还是有希望、有前途的.经过德礼之治,必然能够由"小康"而入"大同".总之,儒家学者通过《礼记·礼运篇》而描绘的"大同"社会景象——"天下为公"；人们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货力不必藏于己；盗窃乱贼不作,外户不闭；整个社会一团和睦,互助互济、扶弱救贫等等,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闪烁着迷人的光芒.故自其说问世以来,"世界大同"就成为炎黄子孙孜孜以求的美好境界,大同理想在中国上空一直徘徊了二千余年.它犹如理想灯塔之光,不仅给失望中的人们不断带来希望,而且更感召着人们为之去做不懈努力.
在中国近代史上,《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理想更成为激励中国仁人志士反抗外来
侵略和本国衰朽而又暴虐统冶,谋求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探寻社会前进发展道路的精神动力之一.康有为内依《春秋》公羊学之法、外习近代西方先进文化,通过重新解释《礼运篇》而提出其著名的"大同"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主张,这已是学者们耳熟能详之事,故此不赘述.这里需稍作介绍的是谭嗣同、梁启超受康氏影晌,亦提出有关"大同"理想的主张.谭氏谓："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无国也.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无国则畛城化,战争息,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且虽有天下,若无天下矣.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彷佛《礼运》大同之象焉."（8） 梁启超在《君政民政相擅之理》等文中提出民权代替君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同中国古代公羊"三世"说相结合,认为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变发展有其规律可寻：多君为政世——一君为政世——民为政之世.这三大阶段又可分出六个小阶段：多君世可分为酋长之世与封建世卿之世；一君世可分为君主之世与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可分为有总统之世与无总统之世.他不仅指出多君世就是据乱世、一君世就是小康升平世、民政世就是大同太平世,而且还运用历史事实具体论证了多君—— 一君——民政是一个由苦向乐、由恶向善、由乱向治、由野蛮向文明的循序渐进的演化过程,而实行民权的民政之世则终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任何力量都阻遏不住的.本来,将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与《春秋公羊传》"三世"说及《礼记·礼运》的"小康""大同"观相揉合,阐发政治主张,推展社会理想
你的字打错了天下为公是谓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