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啊.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始终不能解答了.出生在我前头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做老师；出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做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就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聪明的人能够成为聪明人的原因,愚蠢的人能成为愚人的原因,原因大概都出在这里吧?
人们爱自己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孩子们文字,教授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老师,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大道理,解答那些有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理解书本上的字句,有的人从师学习,不能解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有的人不向老师学习了；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却反而放弃不学,我未能看出那种人的高明之处在哪?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他们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一听到有人称“老师”称“弟子”等等,就许多人聚在一块儿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他们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啊,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可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好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士大夫们认为是不值得一提的,现在士大夫们的见识竟反而比不上他们,可真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同行,里面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永远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样样都比学生贤能,老师和学生的区别只是听到道理有的早有的迟,学问和技艺各有各的专长,只是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叫蟠的,年纪十七岁,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他不被当时士大夫那种耻于从师的时俗的限制,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正道,所以写这篇《师说》送给他.
赏析
《师说》论点鲜明,结构严谨,正反对比,事实充分,说理透彻,气势磅礴,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文章先从历史事实“古之学者必有师”、老师只能“传道受业解惑”、学者定会遇到疑难“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三个方面证明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老师的年长年少,作者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明确了择师的标准.接着就从三个方面进行对比,抨击“耻学于师”的人,先用古今对比,指出从师与不从师的两种结果；次用人们对自己与对儿子的要求不同来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为的自相矛盾；最后用“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揭露士大夫之族的错误想法,指出这是“师道不复”的真正原因.从后果、行为、心理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指出了他们在“从师”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点明了从师学习的重要.作者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择师标准出发,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的论断.为了证明这一论断,作者选择了孔子的言行来作证.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孔子是圣人,圣人尚且如此,那一般人就更不必说了.而且作者虽只用了廖廖数语,而孔子的言行却写得具体,因而很有说服力.这样,文章以其鲜明的中心、清晰的层次,充分的说理体现了逻辑思维的严密.
背景
师说》是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是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抨击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同时,也是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作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
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文章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五岁,正在国子监任教.那么,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原来他听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话里看出.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主张“文以载道”,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