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士-兰格的外周情绪理论.一个外周反馈理论,认为刺激物会激发行为反应,该反应会发出许多不同的感官和运动反馈给大脑,同时产生了某种特殊情绪的感觉.
詹姆士-兰格的外周情绪理论是心理学上最早对情绪提出系统理论解释者,当推19世纪末美国先驱心理学家詹姆斯.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丹麦生理学家兰格（C.G.Lange）提出了与詹姆斯类似的情绪理论.后来合称为詹姆斯—兰格情绪理论（James－Lange theory of emotion）.
詹姆斯（James,1884）说：“常识告诉我们,我们失去财产,觉得难过并哭泣；我们碰上一只熊,觉得害怕而逃跑；我们受到一个敌手的污辱,觉得发怒而打起来.这里我们要为之辩护的假设是：这样的序列是不正确的,这一心理状态不是直接由另一状态引起的,在两者之间生理表现必须首先介入.更合理的说法是：我们觉得难过是因为我们哭泣；发怒是因为我们打人；害怕是因为我们发抖.而并不是因为我们难过、发怒或害怕,所以才哭、打人或发抖.没有随着知觉的生理状态,则知觉便纯粹是认知性的,是苍白无彩色的,缺少情绪温度的.于是,我们或许会看到熊而决定最好是逃跑,受了侮辱而认为去打击对手是对的,但我们并不真正觉得害怕或发怒.”在詹姆斯看来,情绪就是对外周机体变化的觉知.
兰格（Lange,1885）认为,血管运动的混乱,血管宽度的改变,以及与此同时各个器官中血液量的改变,乃是激情的真正的最初的原因.他认为,随意神经支配加强和血管扩张的结果,就产生愉快,而随意神经支配减弱,血管收缩和气管肌肉痉挛的结果,就产生恐惧.兰格说：“假如把恐惧的人的身体症状除掉,让他的脉搏平稳,眼光坚定,脸色正常,动作迅速而稳定,语气强有力,思想清晰,那么,他的恐惧还剩下什么呢?”在兰格看来,情绪就是对机体状态变化的意识,只不过与詹姆斯看重骨骼肌肉系统的活动不同,兰格看重的是血液及内脏系统的变化.
詹姆斯—兰格的情绪理论引起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因为这一理论起码有三方面的含义需要实验证明.
（1）如果对外周生理反应的知觉就是情绪,那么每一种情绪都应有不同的生理唤醒模式.例如,愤怒的生理反应模式应当不同于惧怕的生理反应模式.因为如果生理反应模式无差别,那就无法区分两种情绪.近来的研究资料表明,自主神经系统的生理反应模式有可能随不同情绪状态而异.例如,愤怒和惧怕虽然都导致心率加快,但愤怒时手脚血流量增多,惧怕时手脚血流量减少；当人心理上“解除”不同的情绪体验时,自主神经系统的生理反应也不同（Ekman,et al.,1983）.然而,反过来,不同外周反应这些差异的知觉是否就导致人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呢?这方面,西方心理学家曾做过许多实验,但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
（2）如果对外周生理反应的知觉就是情绪,那么剥夺身体的外周生理反馈就不应该体验到情绪.有人通过对脊髓受损伤士兵的研究,探讨了这一问题.脊髓被截断后,损伤点以下部位的感觉就不能传递到脑.因此,脊髓损伤部位越高,反馈感觉就越少.研究表明,脊髓受伤者仍有情绪体验,但强度降低了.损伤部位越高,情绪状态也越随着损伤而下降.脊髓高位损伤的那些病人说,他们能做出情绪行为,但感觉不到情绪（Hohman,1966）.这一结果说明,没有外周的生理反应的广泛反馈,情绪照样出现,但反馈量与情绪强度密切相关.
（3）如果对外周生理反应的知觉就是情绪,那么倘若有人有意识地控制外周生理反应的出现,则与这种反应相联系的情绪也应该出现.关于面部反馈（facial feedback）的研究对这一问题作了某种回答.埃克曼等（Ekman et al.,1983）要求职业演员移动特定的面部肌肉或五官位置,结果发现,面部结构的不同形状导致和正常情绪反应相似的自主神经系统的生理反应,并且面部结构的不同形状导致不同的反应模式.在另一项研究中,90％的非演员被试也报告他们体验到了与面部表情相应的情绪.有趣的是,惧怕、愤怒、厌恶、悲伤的表情起作用,而笑容并不产生这种效应.或许还是因为人们平时经常把笑容作为社会交往的工具,与其他表情相比,较少和情绪体验相联系（Ekman,1985）.这些研究看来是支持詹姆斯—兰格理论的.但是,面部表情总是和以往的情绪体验相联系的,这些结果很可能是通过记忆的激活来唤醒与此表情相联系的情绪的.
看来,事实并非像詹姆斯—兰格理论所断言的,除去对外周生理反应的知觉,情绪就不会产生.外周生理反应显然不是情绪的唯一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