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孔子、孟子他们分别是哪个时期的?

孔子（前551-前479）,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 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凡带上一点“束修”的,都收为学生.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声名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赋军权.孔了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受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之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郓、灌、龟阴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定公围之不克.孔子计划受挫. 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抑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求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岁.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本文据《左传》《国语》《孟子》《史记》等古籍,朱熹《四书集注》、焦循《孟子正义》注疏以及今人杨伯峻《孟子译注》、董洪利《孟子研究》等著作,为高中第五册“孟子专辑”五章内容提供相关简明背景材料,以期于教学有助. 桓文霸业 《齐桓晋文之事》关涉齐桓公、晋文公,他们是春秋时代两个最著名的霸主. 齐桓公名小白,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在春秋政治舞台上活动时间为43年.齐桓公的霸业主要表现在：第一,“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论语·宪问》）.很长一段时间内,齐桓公以东方集团国家盟主的资格,多次主持会盟.这些会盟以鄄之会（前679）为起点,以葵丘之会（前651）为极盛.齐桓公主持会盟,与诸侯达成协定,反映了日益发展的经济迫切要求改变诸侯各自为政的割据局面,顺应了时代潮流.第二,齐桓公推行强权政治,成功实现了“尊王攘夷”的战略和政策.“尊王”即尊重周室,挟天子以令诸侯.“攘夷”措施主要有伐山戎救燕（前664）、攻狄人封卫（前660）、率联军伐楚（前656）等.齐桓公煽动民族情绪,取得华夏族拥戴,不管其真实动机是什么,这种战略和政策迎合了当时中原人民的共同心理.“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同上）,正反映了齐桓公之霸在华夏族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晋文公名重耳,公元前636年,重耳借秦国力量回到晋国,登上君位,时已62岁.齐桓公死,诸子争立,齐国霸权丧失.晋文公凭借自己的才干,采取正确的内政、外交措施,开始争夺霸权.晋文公“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国语·晋语》）,团结了贵族集团,“公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阜隶食职,官宰食加”（同上）,调动了各阶层积极性,“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同上）,发展了社会经济.同时,接过“尊王攘夷”旗号,拒绝秦兵,独立勤王,赢得周王室尊重.这些政策、措施为晋国东扩准备了条件.其时,晋争霸的主要对手是楚.前632年,晋以出师援宋为名,在城濮与楚大战.是役以晋胜楚败告终,文公取威定霸,成为继齐桓公的一代霸主.桓公霸业及身而止,文公死（前628）,晋国霸业尚维持多年. 《齐桓晋文之事》称“桓文之事”“后世无传”,是孟子的论辩策略,并不符合事实.《论语》《孟子》都提到齐桓公、晋文公.孟子对五霸的看法是：“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这种持中立场与孟子“法先王”思想密切相关. 孟子游魏 《寡人之于国也》《孟子见梁惠王》两章与孟子游魏关系密切. 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此后,魏又称梁,魏惠王又称梁惠王.在梁惠王中晚期,由于魏国在几次重大战役中惨遭失败,失去了昔日的强盛.梁惠王说：“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孟子·梁惠王上》）齐、魏马陵之战（前341）,魏割河西郡于秦（前340）,楚、魏襄陵之战（前323）,这些失败,使魏国实力锐减,梁惠王决心重振旗鼓,东山再起.于是,约在公元前321—前320年,梁惠王“卑词厚币以招贤者”,为振兴魏国聚集人才.在这种背景下,六十岁左右的孟子,率领门徒,“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浩浩荡荡来到魏国. 从《孟子》一书的记载看,孟子与梁惠王交谈不多,话不投机.梁惠王处于新败之后,他招贤的目的是希望游说之士为魏国的利益出谋划策,重振旗鼓报仇雪恨,因此,见到孟子劈口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梁惠王上》）而孟子游说的目的是要推行仁政,仁政以“义”为思想基础,而梁惠王讲利,两种思想针锋相对.因此,面对梁惠王的提问,孟子当头泼了一瓢冷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同上） 梁惠王的提问总是围绕着如何富国强兵,如何报仇雪恨,而孟子总是用仁政来回答,这对梁惠王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寡人之于国也》章就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在梁惠王看来,孟子唱着“仁者无敌”的高调,娓娓动听,美妙无比,却与魏国的实际处境相差太远,所以梁惠王不可能把孟子的仁政理想付诸实施.因此,孟子在魏国虽然受到礼遇,但他的主张却根本行不通.从《孟子》的记载看,孟子以尖锐的言辞抨击了魏国的政治,在梁惠王面前表现了独立的个性和人格.孟子对梁惠王的评论是：这是一位“糜烂其民”的“不仁者”（《孟子·尽心下》）. 公元前319年,梁惠王去世,儿子梁襄王即位,孟子依然没有看到在魏国实现仁政的希望.《孟子见梁襄王》章记载了孟子与梁襄王的唯一一次谈话.孟子对梁襄王的印象是“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见所畏”.于是孟子彻底失望,离开魏国,第二次来到齐国. 孟子游齐 早在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之世,孟子就到过齐国（具体时间已不可考）.齐威王是战国时代较有作为的君主,一心争霸中原,对孟子这样反对兼并战争、主张实行仁政的儒者不感兴趣.第一次在齐逗留期间,孟子没有受到齐威王的任用,《孟子》一书也没有记载他与齐威王的谈话. 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齐宣王继位.齐宣王好士,稷下学宫会聚了上千名士.孟子离开魏国,来到齐国,齐宣王对孟子敬若上宾,礼遇有加.齐宣王很想恢复齐国昔日的霸业,因而一见孟子便向他请教如何成就霸业之事,孟子的回答是用仁政,集中反映这一思想的便是《齐桓晋文之事》章.尽管孟子纵横论证,说理透彻,但在齐宣王看来,仁政善则善矣,毕竟不切实际.孟子与宣王交谈较多,内容亦比较广泛,除“仁政”这一核心问题外,还涉及音乐欣赏、邻国交往、猎场建制等问题.孟子将这些谈话统统巧妙地纳入仁政的轨道.《庄暴见孟子》一章即为一例.这些情形,在《孟子》一书中有详尽记载. 孟子在齐国先后逗留了六七年之久,本来孟子对齐国实行仁政抱有很大希望,认为齐是一个国力强盛的大国,齐宣王又有“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孟子·梁惠王上》）的表态,在齐实行仁政易如反掌,但现实却使他多次碰壁.齐宣王表面上对他十分尊敬,但从来没有认真采纳他的主张,虽然给他一个卿的位置,也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战.齐国出兵伐燕,攻占燕国,秦、赵、楚等国准备出兵攻齐.齐宣王十分紧张,向孟子问计.孟子劝他释放俘虏,归还重器,然后撤军,并与燕人相商,为燕国重立新君.但齐宣王未接受孟子的建议,结果燕人群起反抗齐国,把齐军赶出了燕.经过这场事变,孟子进一步看出齐宣王无意推行其政治主张,于是辞退卿位决意离齐. 齐宣王伐燕大败,“渐于孟子”,亲自来看他,又通过臣子挽留,答应“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孟子·公孙丑下》）,让孟子在齐国作为一尊政治偶象,授徒讲学养老送终,但被孟子拒绝.孟子去齐之时,对仁政理想依然充满信心,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同上）.孟子去齐的时间大约在齐宣王八年（前312）,时孟子已七十余岁,此后再无力量周游列国,乃退而与万章之徒著书立说. 仁政实践 《齐人有一妻一妾》章本意在抨击“求富贵利达者”,《弈秋》章本意在谈“王之不智”,教材将其处理成独立的寓言（战国时尚无）,但仍可看出与孟子思想的联系.孟子思想中,仁政思想是核心.从选文内容看,仁政思想至少包括了“制民之产”“恻隐之心”“与民同乐”“不嗜杀人”“庠序之教”等内容.孟子后半生的主要活动是四处奔走游说诸侯,宣传儒家的这种思想.孟子的足迹主要在邹、鲁、齐、滕、宋、魏等国.总的说来,孟子从事的政治活动是失败的,在齐、魏两国的实践就是如此. 孟子早期在邹、鲁一带的活动,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后来,孟子听说刚即位不久的宋王偃想要实行仁政,就从齐国奔赴至宋.在孟子支持下,宋国果然实行了仁政,但是并没有完全按照孟子的主张做,而是在不少地方打了折扣,特别是仁政的一些经济措施（如关市之征）,并没有认真实行.孟子在宋的时间约在公元前338—前328年,《孟子》所载的宋王偃是一个有仁政愿望的仁义之君,《史记》所载的宋王偃是一个无道昏君,大概在孟子离宋、宋君称王之后,宋王偃残暴昏庸的本性才逐渐暴露. 约在公元前322年,孟子来到滕国.滕文公对孟子言听计从.在孟子的支持下,滕文公实行了仁政.但滕国是弱小国家,位于齐、楚两大国之间,虽然竭尽全力侍奉大国,但被侵犯和被兼并的危险仍然时时威胁着它.大国稍有举动,滕文公就吓得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总想着如何苟延残喘.于是滕文公经常向孟子请教对策.面对强国的威胁,孟子也无能为力,所以孟子一面空喊“仁者无敌”,一面又无可奈何地劝滕文公听天由命.孟子在滕国大约数年,看到滕国不是实行仁政的理想之地,于是将希望完全寄诸大国,乃有后来的齐、魏之游. 从当时的情势看,孟子提出的仁政方案与时代不太合拍.诸侯“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本传）.孟子从儒家传统的仁学观念出发,主观地、片面地认为矛盾、战争、民生之苦等一切社会危机的出现都是由于统治者的“仁”不够,于是就设想了一套以仁学观念为核心、以民本思想为内容的仁政方案,结果处处碰壁.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仁政体现的民本思想、人文关怀,对统治者暴政的愤怒抨击等,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就孟子的人格而言,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屡遭挫折而矢志不渝,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参与意识,体现了儒家的经世淑世观念,却是难能可贵的 参考资料： http://jmzx.edu.xm.fj.cn/main/nxwx/cycyw/Article_Show.asp?ArticleID=5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