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由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参与而人化,形成的就是“人化自然”.人化自然体现了人类主体的需要,这种主体的需要通过实践活动对象化于自然界,确证和发展了人的本质力量.这种自然界的人化主要表现为：人类改造自然物的形态,强化了人类所需要的某些属性甚至创造出新的属 性；人类在改造自然物形态使之成为物质生活资料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周围的自然环境；人类实践在改变自然界组成部分关系的同时,也改变着自然规律起作用的性质、范围及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工业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马克思认为,以往的各种哲学之所以不能解决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唯灵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对立,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只是局限在哲学的思想领域内争论.根本的出路是要使哲学进入现实的经济生活.马克思这样做了,确立了“人化自然”的观点,也就为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进而指出,人与自然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统一.“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对人说来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才对别人说来是他的存在和对他说来是别人的存在,才是属人的现实的生命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为人的属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成为人.”（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5页.）马克思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考察出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完全合理地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因而,它是向作为社会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3页.）
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个大视域,就是社会形态的历史运动.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以“社会经济形态”为标准,对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科学的分期.马克思这样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并且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页.）马克思的著作中,“社会经济形态”一般指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经济基础,即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也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一定的生产方式.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虽然高度重视社会经济形态对历史分期的决定性作用,但又不主张将此作用绝对化,为此他提出了“社会形态”的概念.旨在研究社会形态的整体性.在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思维基础上,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划分的理论.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生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这一思想马克思在不同的时候又曾表述为：“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原生的社会形态——次生的社会形态——再生的社会形态”.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总是由“自然共同体”,经过“经济的社会形态”,最终向“自由人联合体”发展的,共产主义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未来.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不是机械的、单线条,而是一般与特殊的辩证统一.他强调经济的本原作用,但又反对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晚年马克思将视野转向东方,他明确地反对任何“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131页.）1881年马克思在给“劳动解放社”领导人查苏利奇的信中,进一步将《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第一次设想俄国在一定的具体历史环境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后来列宁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地实践了马克思的科学预见.
（四）重新解读马克思&nb sp;
综上简要的分析,人们可以看到哲学与经济学的创造性结合是马克思剖析社会奥秘的一生不矢的研究路径,正是通过这种相得益彰的内在结合,马克思得以走向历史的深处,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贡献给我们,成为人类历史上永垂不朽的伟大思想巨人.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并不完全准确、科学,甚至存在着偏见和误解.最为典型的有三种：第一种是西方马克思学.他们提出所谓“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两个马克思对立的观点.第二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或将马克思思想解读为人本主义,或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着“意识形态”与“科学”的“断裂”.第三种是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把辩证唯物主义界定为对“自然现象”的研究、认识,而将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注：《斯大林文选》上卷,第177页.）现在人们立足于新时代的实践需要,通过对历史的理性反思,纷纷提出重新“发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这是十分必要的.于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通过什么途径去解读马克思的著作?以什么为核心去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路径?我们认为,应当从哲学与经济学的创造性结合的角度,去解读马克思的著作；应当以这种卓有成效结合结出的理论硕果——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去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路径.这有很多方面的工作可做,最重要的是要转变传统的将哲学与经济学相割裂的思路,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是一个很难的心路历程.对于这一过程,他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特别指出：“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页.）这一发展进程可概括为：一、物质利益原则是通向唯物史观的重要环节.《莱茵报》时期的实践使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的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正是这一难事,推动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是唯物史观的发端.为了解决“苦脑的疑问”,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认识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却是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决定国家和法的关系.而研究市民社会这一物质关系的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三、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化研究,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大致完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当代社会中雇佣劳动和资本这种经济关系进行了研究,进一步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手稿中,就提出了新的生产力理论,并使对生产的理解从静态进入动态.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便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出了系统的表述.四、《资本论》使唯物史观从假说变成科学的理论.这本巨著的哲学意义就在于：它把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一种具体社会形态的研究,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把唯物史观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上事实足以证明,马克思正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通向和创立唯物史观的.
当然,同样的事实也表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哲学的.这主要表现于：一、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新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研究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的科学.它是以一定的历史过程为对象的.二、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正确途径.马克思从物质生活出发,把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看作是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过程,从而揭示出了人类历史运动的普遍规律.三、制定了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概括地说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和整体研究的方法.四、科学形态的剩余价值学说的提出.
简短的结论：只有从哲学与经济学的内在结合,才能走向历史的深处,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只有从哲学与经济学的创造性结合上,才能正确解读马克思的著作,重新发现马克思.这两点对于我们今天开展经济哲学的研究至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