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各有不同的主张,
儒教主张“仁、义、礼、智、信”；
佛教主张“生、老、病、死、苦”；
道教主张“金、木、水、火、土”.
“三教”,指的是儒、道、释三家[1].三教概念的发展,可以分几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阶段,唐宋是一个阶段,元明清是一个阶段.最初的阶段里,虽然有三教的连称,不过彼此是独立的,当然相互间都有影响,儒、道、佛三者之所以相提并论,则是偏重于它们社会功能的互补.中间的阶段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主要在于彼此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就其主流而言,依然各树一帜.只有最后的阶段才出现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其中,第二阶段是在继续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添新内容,第三阶段亦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底子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份,这也反映了三教合流的趋势越来越大.
三教在社会上的客观存在是三教概念出现的基础,不过三教概念的提出却是社会意识发展变化的结果.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形成是在两汉之间,虽然“佛教传来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2],但三教概念的出现和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率先由佛教表现出来的,三国之前人们的论著中是没有“三教”一词的.《广弘明集》卷一载有《吴主孙权论述佛道三宗》一文,同时提及儒、道、释三家[3].以及“牟子作《理惑论》,论儒佛思想之一致；道安以《老子》语解《般若经》；这些可以说是三教一致的最初意见”[4].以后“暨梁武之世,三教连衡”[5],三教一词出现在文献上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作为强大的社会存在已经无可置疑.时人于佛儒、佛道、儒道之间的互补共通之处,分别有很多的建议论述,尤其是“南朝人士偏于谈理,故常见三教调和之说”[6].如孙绰在《喻道论》中云：“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7].明僧绍则认为“佛开三世,故圆应无穷；老止生形,则教极浇淳”,所以“周孔老庄诚帝王之师”而“释迦发穷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主所通”[8].王治心先生就张融、顾欢等人“道同器殊”思想阐述道：“在形而上方面的道,本来是一；惟在形而下的器方面,方有释教道教之分.……这些都是六朝三教同源的意见,这种意见,影响于后世亦非常之大”[9].此外,作为体现此类理念的人物在当时也大量出现,著名的如道士陶弘景既著“《孝经》、《论语》集注”,又“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10].还如沙门昙度“善三藏及《春秋》、《庄》、《老》、《易》.宋世祖、太宗并加钦赏”[11]等等,当时诸如此类的人物是很多的.存在决定意识,“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三教所依附的社会基础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是相同或一致的”[12].在这样的基础上,就出现了“三教”的概念.
在这一时期,由于一些帝王的崇佛,以及佛教作为一种新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生气和丰富内涵,使佛教成了三教的中心.梁武帝在其《述三教诗》中说他自己“少时学周孔”,“中复观道书”,“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最后达到“至理归无生”[13]的认识,非常形象地突出了佛教盖过其它二教的吸引力.这可以说是该时期三教关系的一个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