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技术对道德提出新课题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伦理学的研究范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创造的技术圈、智慧圈,越来越强烈地冲击着生物圈,面对严重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等严重问题,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宇宙等关系就严重地摆到了人类面前,中外一些伦理学家尤其是西方一些学者开拓了“生态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宇宙伦理学”等新的研究领域.
本世纪以前,人们主要将道德看成是调整人际关系的社会规范和评价体系.后来,随着生态学的发展,人们便将道德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学揭示,人和自然构成了一个现实的系统——生态系统.二者相互作用并保持着一定的平衡.但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由于人为的原因,使生态平衡日益受到破坏,以至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能源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压力等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曾经出现过“八大公害事件”,就是典型例子.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也很严重.如土地沙化面积日渐扩大,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估计每年约在30亿元.在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世界上不少人意识到,生态问题是涉及到全球性的全人类利益的大事.未来学派指出,“对生态的保护和对其他生命形式的尊重,是人类生命的素质和保护人类两者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人们“对世界的自然资源没有绝对使用的权利”,“必须尽可能公平地保护和共享之,不论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如何”.他们强调,人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知识的增加和力量的发展,是对我们子孙后代和其他形式的生命的责任与义务.”美国学者J．D蒂洛在解释“自然道德”时说：“在自然界道德方面,可以依据他对周围自然物的行为,判断他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前苏联伦理学家季塔连科把人对自然的态度,列为共产主义道德的一条重要规范.在人们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深层认识的基础上,“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生态伦理学”是一门揭示环境或生态道德的本质及其建构规律的学科.它指导人们在同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中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推动环境保护,维持生态平衡,创造更加美好的环境,从而保证人类物质生产能够顺利进行,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造就人们在环境问题上的高尚的道德情操.
生命伦理学是围绕改进生命质量而展开的各种伦理问题的概括,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新阶段.它既是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发展,也是对传统医学伦理学的挑战.它涉及到许多传统医学伦理学观念的变更.作为当代新技术革命之一的生物科学,在近几十年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揭开了分子生物学的序幕,使人工改造生命,提高生命质量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生命质量控制、行为控制、体外受精、重组DNA等,一一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传统医学伦理观点的堤坝被冲破了.这种冲击首先表现在对待生死观的问题上,以往的传统医学伦理学,由于整个社会道德的影响和医学科学的发展有限的制约,把“生命神圣论”作为自己的信条.一方面无条件地维护任何生命,“生命”是绝对不能触犯的禁区,在任何情况下,保存和延长生命都是道德的,另一方面又无条件地反对“死”,即使是那种不可避免的死亡.但是,在以现代医学科学为基础的生命伦理学看来,既然人类可以选择更好的生命,可以改善自己的生命质量,为什么要抱着那种残缺的、毫无价值的生命不放呢?为什么不利用改善生命质量的可能而听任生命的自然发展呢?对那种不可避免的死亡,为什么不可以听其死亡,或者让其安乐地死亡呢?生命伦理学在对待生命与死亡这种认 识上的变化,相应地必然引起医学道德乃至许多社会善恶观念的变化.其次,表现在伦理道德价值观上的变化.生死道德观念的变化,实质上在于生命与死亡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在于从社会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判定生命与死亡的价值,它一改传统医学伦理学以人的生命为价值目标和落脚点的观点.生命伦理学不是无条件的反对生命神圣论,而是要求把生命神圣论、生命质量论和生命价值论三者结合起来.即以社会公益价值为前提的生理价 值.最后,这种冲击还表现在义务关系的变化上.生命伦理学对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先天性痴呆症、安乐死、遗传工程等问题的伦理道德准则的确定,都是从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仅是从一个病人的利益出发的.也就是说,生命伦理学把义务关系从医生与单个病人的范围扩大到医生、医学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由此可见,生命神圣与生命质量的统一,生理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对病人的义务与社会公益的统一,正是生命伦理学对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发展.
由上可以说明,生命伦理学较之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范围,是大大地扩展了.传统医学伦理学所依据的是传统医学科学的基础,是以消除疾病,恢复健康,纠正不健康产生的变化,它的信条是同情病人,为病人消除疾病服务,并以此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尺,相反,生命伦理学则是以当代科学的巨大进步,特别是以生物工程为基础的,它追求的目标不仅是消除疾病,更重要的是完善生命的质量,增强和发展人的活力,完善和发展生命.但也应看到,伴随着医学科学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一种新的稳定的道德规范未统一形成以前,的确可能出现一些消极的道德现象.特别是在唯钱是图的资本主义社会,“捐赠精子”、“替代母亲”、“租借子宫”、“试管婴儿”、“器官销售”、“买卖胚胎”等阴暗面,引起人们对道德的恐惧和
道德谴责是可以理解的.但应指出,这些现象的出现,正是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的表现,而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这些技术的应用,也确实给人际道德关系(包括医惠关系)带来了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研究,确立解决这些问题的道德原则.
“宇宙伦理学”是随着宇航学的发展而产生的,它提出了从单纯的研究人、自我以外,转向以研究人与地球、宇宙的关系,其创始人齐奥科夫斯基认为,“人的幸福,人的无限发展的日益完善,是人们认识活动的目的.但地球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受到地球上生活成为不可能的那种影响的威胁.只有认识宇宙的规律,创造使人越出地球以外的手段,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才能避免死亡.”也就是说,伦理学要适应宇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状况,就必须改变以地球的人为研究中心的传统伦理观点,把伦理研究扩展到人与宇宙的关系上来.总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伦理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同时,也影响着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激发人们对来来对人类的责任意识
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突出地要求人们对未来对人类承担责任.在小农经济的社会里,由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动生活方式,人们没有关于未来的观念.时间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历史是无止境的重演.所有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念,都要求人们重视经验,遵循古制,对过去负责.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冲破了因循守旧的封建经济,扩大了人们的眼界,资本主义把冷冰冰的现行利益提到压倒一切的地位,其道德观念的核心,就是鼓动人们争取现世的
功利,因而事实上就是鼓励人们只对自己的现世负责,既无须顾及过去,也无须展望未来.而在新科技革命的条件下,未来问题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一方面是资本主义那种文明对未来不负责任的做法所造成严重恶果,给人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可怕的阴影,另一方面是人类今天所具有的科学技术手段,已经能够在许多方面大大改变那些原来是纯自然的过程,使这些过程能够按照人的意愿来发展.未来不再是一个与人无关的自然而然出现的必然,而是人们主动创造和选择的结果.
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要求对人类的整体和平与发展承担责任.人类自脱离原始社会以来,文明的进步总是伴随着社会的分裂.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一方面把整个世界联成一体,另一方面又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严重的分裂.东西对峙,南北鸿沟,反映了资本主义内在的深刻弊端.当尖端技术用于足以毁灭人类的大规模军备竞赛时,科学研究能在道德上保持中立吗?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青年一代的责任,是要克服资本主义文明造成的对立,要求对未来对
人类共同命运负责,使科学真正造福于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