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对儒家学说在很多方面是反对的,《墨子》里面就有《非儒》篇,这在当时也造成了两大“显学”的论战,那么墨子反对的都是哪些儒家（准确地说是孔子及其学生,像孟子、荀子等大儒是墨子死后的人物）的理论呢?为什么要反对呢?他是全面反对儒家吗?下面凭着我从书上看来的知识,说说我的理解（因为本文是谈墨家思想的,所以基本上是说墨家对儒家的批判,而不是相反）.
儒墨之争的根本,在于两家的立场不同.孔子虽然口口声声要“仁”,其实根本上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而墨子更多的主张是维护普通民众的利益.这和两者出身不同阶级应当有着很深的联系.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前551年,卒于前479年.他是贵族出身,虽然“少也贱”,但仍然是很强调上下尊卑的,也就是他并没有背叛自己的阶级,仍然在为维护贵族的利益而努力.孔子讲求“礼”,说“吾从周”,且“孔子善殷”,他对以前的制度是歌颂和维护的,力求达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的目的（《论语?季氏》）.
孔子的“仁”,究其本质,并非是对所有人的,它表面上无所不包,内涵有“忠、恕、礼、智、勇、恭、宽、信、敏、惠、孝、悌”,但核心是“孝、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是对王公士大夫阶级而言的；至于民,是上对下的恩赐.至于“礼”,是达到“仁”的手段,“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而墨子不然,他的基本立场是“背周道”（《淮南子?要略训》）的,不主张法古,主张创新,尤其反对“繁饰礼乐以淫人”,追求的是平民的利益.
这样,两家的矛盾就产生了,儒墨之争就不可避免了,而墨家对儒家主要的攻击就集中在儒家所主张的“礼”上.
孔子讲孝,是赞美殷、周的礼乐、主张厚葬和三年之丧的,孔子学生宰予反对三年之丧,孔子骂他“不仁”.而这实际上这是很片面的,只有贵族或有钱人才能实行,普通老百姓哪儿能做到呢?辛苦劳作,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所以墨子讲“节葬”,出发点是维护平民的利益,其中对“久丧”的反对中说：“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早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纫”.而陪葬物品太多,也必然会影响活着的人的生活,尤其是当时还有“殉葬”,这更不人道.所以墨子反对“礼”中的厚葬久丧,说是“非仁非义”,并攻击儒家“久丧伪哀”.
孔子讲求“礼”,极力倡导“正名”,鼓吹“孝、悌、忠”、“守礼”就能“仁”.若“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二十九年》）.按忠君思想来说,君就是君,君再怎么不好,你也只能学“殷有三仁”（箕子、微子、比干）,造反、杀了那坏蛋仍是“弑君”,这就是“正名”,君就是君,臣就是臣,不能乱.就以晋灵公被杀来说,太史直书“赵盾弑其君夷皋”,而晋灵公是个残暴之君,对这样的君主“忠”,按墨子的说法就是“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其实,就这一点来说,孔子说的很容易被击破,所以后世的孟子赶紧修正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说到底就是暴君就不算君了,可杀.）
孔子主张复兴“礼乐”,若“礼乐不兴”,人们就“无所措其手足”（《论语?子路》）.而墨子基于保护平民的利益,主张“非乐”,倡导“节用”.墨子是否真的完全反对礼乐呢?也不是,他反对的主要是当时的贵族以追求礼乐为名而进行的无节制的浪费.墨子的“兼爱”主张“爱民谨忠,利民谨厚”,是要求贵族们的,这和孔子要求民众“事君以忠”、“使民德之归厚”是要求人民来说,对象恰好相反.墨子就是基于这个认识才“非乐”而倡导“节用”的.因为“为乐”的总是“不从事乎衣食之财,而常食乎人者也”的贵族,他们是要“亏夺民衣食之财”的.当然,儒家也并不以为一般的“奏乐”就是礼乐,儒家说的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墨子对儒家的这种论调持攻击的态度,曰“繁饰礼乐以淫人”,意思是骂“一边以礼奴役人,一边以乐麻醉人”.不过,总的来说,墨家的“非乐”主要是攻击当时的贵族借“礼乐”来享乐,而荒淫的贵族们就是披着“礼”的外衣来享乐.当然,即便以单纯的音乐来说,当时一般人民享受不到音乐的利益,是否就应当废止呢?显然也是不应该的.
孔子鼓吹“仁”,墨子主张“兼爱”.表面上看起来,这二者并没有什么大差异,至少也不应该有什么尖锐的矛盾.而事实上,正如前面说到的,儒家的“仁”,其实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是强调上下尊卑、亲疏远近的,强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而且《中庸》说“亲亲为大”,是“偏爱”；墨家不然,墨家的“兼爱”中心内容是：一、“兼相爱、交相利”,二、“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三、“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使得“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就是说墨家有一种朴素的平等思想,这和儒家鼓吹的上下尊卑的秩序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墨子攻击儒家的仁是“以水救水,以火救火”,是改变不了当时下层人民的命运的.儒家对“兼爱”的攻击主要是集中在“不讲差别”,如“爱无差等”（《孟子?滕文公》）,就是说墨家学说不讲尊卑,不分亲疏,搅乱社会秩序.
此外,墨家在讲仁,往往和“义”连在一起说,就是讲“仁义”,不像孔子单讲“仁”（到了孟子,好像也把仁义放一块儿讲,大约也是受了墨子的影响吧,就象老孟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不能不说有墨家学说“尚同”的痕迹.至于荀子受到墨家的影响也很明显.说远了,打住）.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义”是“仁”的前提,“义”是什么呢?主要是“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和“不避贫贱、亲疏、远近”,本质还是“兼”.儒家也不是不言“义”,如子曰：“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看作是君子与小人的分野.但二者的区别是本质上的,儒家的“义”很空洞,就是人内在的“善”的表现；而墨家很实际,说“义”就是“有利于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儒家偏唯心主义,墨家偏唯物主义.
同时,墨子本着“兼爱”的精神,提出了“尚贤”的思想,这也体现了朴素的平等思想.孔子说：“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对于“君子”应讲究“故旧不遗”,就是贵族之间互相提携,平民百姓是被排除在外的.墨子则主张不论出身,只要是“贤者”就“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贵族如“不肖”就“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就是任人唯贤,不论尊卑、亲疏,比之儒家的宗法血缘制度,可以说是进步很多的.
墨子“尚同”思想,体现了原始的民主主义,主张：领导人如“国君”、“家君”应经过全体的选择,的确是天下或一国、一家的“贤可者”,方可被选立.这在儒家看,简直就是“无君无父”.
最后是儒墨间关于“天道”、“鬼神”和“天命”的争论.
表面上,儒家对天道和鬼神基本上是持“不言”的态度,而墨家则讲“天志”和“明鬼”,仿佛是墨家很迷信,不如“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那么有理.
实际上,从墨子“非命”上就可以看出,墨子谈天志和鬼神是有目的的,并不真信.目的是什么呢?是“借天志和鬼神来压贵族”,至少在上天和鬼神面前,把贵贱拉平.
孔子“不言”,就真不信么?也未必,他只是“不言”,因为他认为当时的人不“畏天”而“怨天”（《论语?宪问》）,说了没用；信不信鬼神呢?《论语?泰伯》记载孔子说“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说“祭之以礼”,其实孔夫子也是信鬼神的.对此,墨子曾讽刺说“认为没有鬼而去祭奠,就像没有鱼而去结鱼网”.
其实,《墨子?明鬼》里面就说明了墨子对鬼的态度,大意是“如果真的没有鬼,祭祀用的酒食也可以给宗族、乡里享用”可以“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根本上还是为“兼相爱、交相利”,对鬼也是不那么确信的.他“明鬼”,主要是想说“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用鬼神来威胁贵族.说“天志”,也是借天意来主张“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不欲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以及“强之暴寡、诈之欺愚、贵之傲贱”.
总之,墨子谈天命、鬼神是手段,目的是为实践“兼爱、非攻、尚同”等基本理念.尤其是“非命”,是很有进步意义的,他主要的思想是“所谓宿命,是统治者用来麻醉劳动人民的,人民如果相信的话,就会安于宿命,被剥削、被欺凌而不敢反抗”.所以墨子疾呼：“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和“夫岂可以为其命哉?固以为其力也”,意思是：怎么能相信命运呢?一切要靠自己的努力啊!而孔子是讲天命的,孔子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他老人家自然不是小人,必然是“知天命”的,怎么说他不信呢?至于子夏复述他的话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就更能说明孔子内心深处是信“天命”的,尤其是“君子三畏”中第一“畏”就是“畏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