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书中,一般没有标点符号,断句只能靠人的经验来完成（在文章里加入“句读符号”：句号貌似现在的句号,表示句子的完结；读号貌似现在的顿号,表示语气的停顿）,经常出现歧义、造成对文章字句的误解；例如清人赵恬养《增订解人颐新集》中“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另一说我是客,不是我）一句就有七种解释方法.
但事实上中国从先秦时代就已经有标点符号,可以从20世纪以来的考古文物中见到,只不过这些符号没有统一的标准罢了.辟如在战国时代的竹简中就可以见到“└”型符号,通常表示一篇文章的结束；又如“▄”作用就融合了现代的逗号与句号,用来表示断句.其实,远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时代,中国就已有一种颇为奇特的标点符号萌芽了.汉代许慎把标点符号收入《说文解字》,收了“、”号,“有所绝止、而识之也.”还收了“（）”号,“钩识也.”因此中国古代只不过没有现代的标点符号,而不是没有标点符号.
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人是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
1868年至1869年期间,他完成了《再述奇》.现在这本书名为《欧美环游记》,其中有一段介绍西洋的标点符号,虽然张德彝不是有意识地向国内知识界引入标点符号,甚至带有反对的口气,觉得这些标点繁琐,但是却在无心栽柳的过程中为中国语言符号的发展带来了新风.
1919年4月,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6名教授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要求政府颁布通行“,.；：!—（）《》”等标点.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从此诞生.
1920年,在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支持下,在上海经营一家小出版社的汪原标点、分段并出版了《水浒传》,这是中国第一次使用标点符号出版古典书籍.标点符号的使用,对中国的白话文的推广使用起了很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