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迁都洛阳及其原因
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其汉化的关键环节.孝文帝为何急于迁都呢?究其原因,首在汉化.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以来,一直定都平城,尽管其间因为饥荒等原因,有人提出过迁都的动议,但都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及至孝文帝亲政,北魏立国已近百年,即使自太武帝统一黄河流域以来,也近半个世纪,如果要继续推进北魏的统一大业,自然要进一步南进,将政治中心迁徙到华夏文化故国的中心地,从而实现与中原汉族大族的进一步融合,扩大北魏的社会基础,在取得汉族上层拥戴的基础上,使北魏获得文化上的合法与正统的地位.孝文帝内心仰慕汉文化,且以华夏正统自居.492年,群臣讨论五行次第,孝文帝采纳汉族士人李彪的建议,认为北魏直承西晋,具有正统的地位.既如此,他一定要将都城迁到中原地区.孝文帝曾对反对派说：“代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迁于中原.”孝文帝意欲全面汉化,必然将北魏汉化从一般的制度层面推进到文化层面,而文化往往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最后堡垒,这对大多数鲜卑人而言,在感情上是很难自觉接受的,而平城作为鲜卑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保守势力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在平城进行全面汉化,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孝文帝对此很清醒,曾说：“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他认为只有迁都中原,才能深入推行其一系列汉化方略.因此,诚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迁都洛阳乃北魏汉化政策中一大关键”前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0页.
其次,孝文帝迁都还与其统一全国的战略关系密切.自太武帝拓跋焘以来,北魏在军事上已逐渐形成了对南朝的优势地位,并把军事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南朝.孝文帝时,北魏的版图已扩张到淮河一线,南朝在军事上处于守势,孝文帝本身汉化修养极高,无论是出于正统的观念,还是天下共主的愿望,他都急于迁都.孝文帝一再表达他的这种急切愿望,他曾对出使南齐的卢昶说：“卿便至彼,勿存彼我.密迩江扬,不当早晚,会是朕物.”他对李冲说“方俗经营宇宙,一同区域”,“取南之计决矣,朕行之谋必矣”.又谓北海王元详说：“江吴窃命,于今十纪,朕必欲荡涤南海.”当有人以为统一时机尚未成熟,主张不要轻举妄动,孝文帝很不以为然,说“奋臂一呼,或成汉业”,“将希混一,岂好轻动”!正因如此,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先后三次亲率大军南伐.孝文帝既“取南之计决”,便必须将都城南迁,以便坐镇指挥,否则在平城遥控,无法具体实施其统一战略.对孝文帝的这一心态,宋人叶适已有清楚的领会,他在《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四中指出：“孝文迁洛,不止慕古人居中土,盖欲身在近地,经营江左耳,其与卢昶语可见.”
再次,孝文帝迁都还有经济方面的因素.陈寅恪先生曾指出：“魏孝文迁洛原因,除汉化及南侵二大计划外,经济政策亦为其一.”前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75页.北魏旧都平城处于塞外,生活物资主要依靠中原地区的供应,耗费很大.因此,遇到灾情严重的情况,平城人口便往河北等地“就食”,明元帝便因此有迁都的打算.相反,迁都洛阳,交通便利.孝文帝看中了洛阳的漕运优势,打通黄河与淮河之间的运河系统,“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大大便捷运输军队及物资,“此乃军国之大计”,又说：“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可见孝文帝以为都洛能通四方运输,关系到军国大计.
洛阳是历史上著名的古都,东周、东汉、曹魏、西晋等具有“正统”地位的王朝曾定都于此.孝文帝以华夏正统自期,并以此号召天下,着力统一全国,洛阳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地位,以及定都于此将带来的浓郁、热烈的汉化氛围.任城王元澄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凡此种种,最终促成了孝文帝决意定都洛阳.
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北魏汉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也符合北魏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发展的总体趋势,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引起了北魏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政治势力的激烈冲突.从当时北魏统治阶层人员的构成情况看,主要可分为鲜卑宗室贵族、鲜卑非宗室的代姓贵族和汉族士族集团二大群体,具体细致分析,鲜卑宗室人物又有不同房支、不同年龄、不同辈份等分别,汉族士人又有不同地域、不同门第等级的分别等,情况比较复杂.从鲜卑贵族集团的总体情况看,孝文帝的兄弟及其他一些年轻的鲜卑贵族比较赞同迁都与汉化,这与他们自身的汉文化修养是密切相关的,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任城王元澄,他不仅参预迁都的谋划和落实,而且对反对派做了很多劝导、瓦解的工作,故孝文帝称其为“社稷臣也”,“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鲜卑贵族中相当一部分人对迁都与汉化持反对态度,“乐迁之与恋旧,唯中半耳”,可见反对势力很大.
第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迁都洛阳就是为了汉化,故选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