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说明中国文化竞争力的表现?

论中国文化的魅力
《易经》是中国文化最早的积淀.《易经》是源于中华民族性情文化的.在《易经》之前,中华民族还停留在性情感悟的阶段,而有了《易经》,这些感悟通过中国的汉字和中国特殊的符号（阴阳二爻、六十四卦）被记录了下来,中国性情化文化的基因也便落实了下来.我们的先人是首先有了对自然观察和思维的结果,对性情观察和思维的结果,以及对文化运行的思维、实践和结果,而后才有了《易经》的.《易经》的形成基本是：先有感悟,然后出阴阳刚柔,再有变化,然后有卦形,然后成八卦,成为最早的易经,然后再推演为六十四卦,成上卦、下卦,终成最后的《易经》.
张岱年先生说：“周易是宇宙的代数学”.这是很有道理的.易经使模糊的、想象的东西落定下来,使象、意、气、性变成可以看得见的形式,可以进行推演的一种方法,其道理相当精微,而其正确性也是可以想见的.《易经》实际上讲得是性情之间、个性与文化之间、情性与场景之间、思维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落实在一个基本的概念上,就是阴阳.阴阳（符号化为阴爻、阳爻）是易经解释事物的第一步；而第二步是对立统一,它归纳出事物矛盾的两方,譬如刚柔、美丑、强弱、大小；第三步推演转化,由外而内,使外在的、物质的、事物化的东西转而向内,由我们的感觉而知觉,由知觉而心觉,由心觉而性觉,层层加以转化；第四步又由形而势,再由势而气,使那些外在的、认知的东西转化成可以融成一气的东西进入内心,逐渐由形而象、由象而意、由意而气,然后是性,“性”就是见出了根本的东西.
从以上可以看出：阴阳分别、对立统一、由外而内、由形而势、气势变化,使整个思维系统得以形成,思维的符号、门径、通路、转化都一一得以实现,最后又可以由此产生无穷的变化,无以穷尽.这就是易经给中国人形成的特有的思维方式,一种形象思维方式,一种网络的、立体的、系统的、变化的思维方式.如果文化是象,是具体的展开,那么,易经就是意,是收,是抽象的表示.易经给出了中华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种性情化的发展方向应该循环往复,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
毫无疑问的是,《易经》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部内涵精深、影响广泛、流传久远的典籍.《易经》有“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之称.几千年来,《易经》以其外在的魅力（奇特的结构形式和符号形式）,以及博大精深的内涵（千古永辉的义理和复杂神奇的运算机制）,吸引着人们在各个领域对其进行研究和应用,形成了庞大的易学研究体系.
历经数千年之沧桑,《易经》已成为中华文化之根,《易经》的品格和精神深藏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中.易道讲究阴阳相济、刚柔有应,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五千年文明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久历众劫而不覆,多逢畏难而不倾,独能遇衰而复振,不断地发展壮大,根源一脉传至今,是与我们民族对易道精神的时代把握息息相关的.
以易经为基础,形成了中华民族后来所有的文化形式.而其中又以儒、道为其主要形式.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一直以儒道两家为主,当然,它们都可以追溯到易经,易经给它们定下了基本的精神,那就是性情化,意象化.“释”（佛教）虽传入中国,却一直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除了某个个别的朝代由个别的统治者所强行推行.因为“佛教”对精神的、完全脱离情感的追求,与中国的性情文化是背离的.恰恰相反,中国人的性情文化要求在情感方面达到极致.中国人即使“信佛”,那也一定有中国人自己的信法,大多数人是烧香拜佛,是求菩萨保佑,而这恰恰是为了世俗的目的,这本身与佛教的抛弃尘世的精神和教义是相悖的.本来观音菩萨在佛教体系中是靠后的,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观音菩萨在中国更为流行,甚至超过了佛祖.而在中国人眼里,观音更是被描绘成女性的形象,尽管本来并非如此.这都是源于中国人对“慈”和“悲”的中国式的情感诉求：这种情感外化为女性的形象似乎更为合理.在到达性情化之后,中国人的精神境界不会再往上升了,不会脱离情感而上升到“纯精神”的境界.中国人的性情已经足够精微和博大了,它甚至蔓延到了生活中的任何方面,花鸟虫鱼、琴棋书画,所有这些足可寄托性情,足可陶冶一生,而似乎并不需要将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加诸其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基督教一直无法在中国流行,因为中国人似乎并不太关注所谓“神”和所谓的基于神的“信仰”.“神”和中国人的性情文化是相冲突的.
而“道”却是与中国人的性情需求最为相符的.道家要求人和自然达到高度统一,达到忘我的境界,而这正是情感的最高境界.《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正是塑造了中国的性情文化.《道德经》又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又云：上善若水.总之,老子很精辟的揭示了辨证统一、物极必反、矛盾的相互转化、事物的发展运动、以柔克刚等等这些深刻的哲学思想,用更浅显的语言发展了易经的艰深的理论.当然,我们后人觉得仍然深奥难懂.毛泽东就写了著名的《矛盾论》,与此一脉相承,作了发挥.我们总以为是黑格尔、马克思提出发展了这些哲学理论,其实他们已经晚了2000年了,只不过他们用更浅显的话再描述了一遍而已.
那么,儒家呢?如果说道家是人和自我、人和自然之间建立一种性情纽带,而儒家则是人和人、人和社会建立一种情感纽带.儒家规定了人和人之间的所有情感规范.然而,这种情感规范仍然是从自我生发出去的,然后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一个个情感的圈圈.首先当然是最亲近的父母、妻子（丈夫）、儿女,然后是兄弟姐妹,然后再是祖孙,叔表.以此形成一个家庭和一个家族,全由情感来维系.这也可以解释中国人为什么如此重亲情,如此重家庭,如此重家族.中国人的情感首先是自我的、内向的,然后才是外化的.
孔孟提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
“常”者恒也,其精神可以超越地域和时代而恒久也.这是古人的认识.不过,也确实,“五常”作为中华伦理主体的重要部分,贯穿中华伦理的整个发展历程中.它们既是一种道德规范,又形成一种道德意识和理念,作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在中华大地已影响人们两千多年,成为民族精神的构成元素,成为全世界华人精神文化的根,是中华文化能发挥凝聚剂作用的重要因素.
孔子说,“仁者爱人”.爱人是人对于自我的发现、自我肯定和自我尊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仁由己,仁是由己及人及物,要求从己做起,树立主体人格；欲仁得仁,仁是从自我到家庭、社会、天下的道德规范.孔孟的仁学,核心是讲人,是人的哲学升华.仁不仅能协调父子之间的亲情关系,也能协调君与民的等级关系,而且能调节朋友之间的平等关系.
“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自孔子倡导“仁者爱人”的仁学以来,仁几乎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成为一种道德理念.
“义”者宜也,是合宜、应该的意思,是作为人,应该遵循的最高道义,应该依归的人间正义.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做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一个人遵循某些道德,是为了不属于道德的其他考虑,即使他所作的客观上符合道德的要求,也仍然是不义.用孔子的话来说,这就是图“利”.在儒家思想里,“义”和“利”是截然相反的.
孔子强调“仁”,提倡“义”,但并未告诉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问题由孟子解决了.孟子提出“人性本善”,他说“人性”中本就有善的成分（恻隐、辞让、羞恶、是非）,这种善的成分如果不受外力阻碍,自然就会成为孔子所说的“四德”.也就是说,人之所以要“仁”,是不需要理由的,本来就应该如此.
但是,人仍然会受到外界“利”的干扰,因此,修成“仁”德仍然需要一定的途径和方法.那么,需要什么样的途径和方法?这个问题由《大学》进行了回答.《大学》提出了“三纲”、“八目”.“三纲”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指出了儒家修养的宗旨；而“八目”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明明德”于天下,必先治国；要治国,必先齐家；要齐家,必先修身；要修身,必先正心；要正心,必先诚意；要诚意,必先致知；要致知,必先格物”.从而指出了一条循序渐进、完整的道德修养途径.
那么,修养的过程中,评判的标准和把握的尺度如何衡量呢?这个问题由《中庸》进行了回答.“中庸”的“中”,就是恪守中道、不偏不倚；“庸”就是常.中庸就是永恒恪守中道之意.
对于儒家的规范,孔子指出了“是什么”的问题,孟子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大学》则阐述了宗旨和途径、方法,《中庸》则给出了评判的标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家的伦理理论体系是非常完整和严密的,这也是它能影响深远、流传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从这些也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情感体系发达到了什么程度.中国人的情感体系构成了中国式的家庭、家族、国家和社会体系,甚至可以说两者就是一回事.
如果说老子是世界意义的,那么孔子就是中国意义的.老子的“道”发展了易经的宇宙的认识论.而孔子的“儒”家思想则发展了易经的社会的认识论.而它们都是由中国的性情化文化生发出去的,最后又都归于性情化.事实上,在中国漫长的的历史进程中,总是儒道两家互为补充,互相交替.在中国社会陷入动荡之时或者虚弱之时,总是道家发挥着作用,如秦末汉初以道家为主,汉盛之时则以儒家为主；汉末以及两晋时期又以道家为主,到了唐朝盛世时便以入儒家为主.如此往复.在中华民族陷入虚弱或者危难之时,道家的辨证思维、事物转化的道理、天道循环的理论,总能给人们以新的希望,指出前方的光明.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子的“无为”其实是更大意义上的“有为”.而当社会稳定时,繁荣昌盛时,又需要儒家伦理来维系社会关系的和谐.所以,儒道两家交替往复,共同维系和推动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
从中国文化的“性情化”出发,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一直以来难以建立起严密的法制社会.因为这种“无情”的法制体系和中国人的情感体系是排斥的.即便是中国现代社会,法治和人治一定是相互结合的.法律和道德也一定是互存的.中国人不是迫不得已,其实是不会去打官司的,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私了”,这仍然是属于“情感”和“道德”的范畴.只有在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才会对簿公堂,才会诉诸法律.这和西方人一遇到纠纷就首先想到法庭是截然不同的.2006年,中国的已经对簿到公堂的法律纠纷里,有三分之一是庭外和解的.而庭外和解也是中国司法的基本精神之一.所以,中国的法制社会无论如何健全和完善,仍然排除不了情感因素,因为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
所以,这也就可以解释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中国文化为什么延续了5000年而不断.因为中国人的性情文化和由此产生的情感体系是如此发达和如此根深蒂固,而且这种情感体系和国家、社会体系紧密对应着,几乎不会有某个偶然的事件能够打断和拆散这个体系.这个体系它不是一个人在维系,而是整个民族在维系,这种情感文化深入了这个民族的血液之中,所以它的生命力才会变得如此强大.因此,在即便遭到外族入侵时,这种情感体系和社会体系也是纹丝不动,它像一个巨大而坚韧的网,而入侵者反而被这个网死死吸住,无法再挣脱.中国和中国文化也便始终能够延续.
正如一位西方著名学者坦言：“世界哲学的本源无疑在中国.我们不得不拜倒在中国东方哲学的脚下.”也正如一个中国著名的企业家所言：“如果二十年前我们不看西方的管理学和经济学著作,那是无知；但是如果二十年后我们还是只看他们的著作,那就是无能.”所以,我们在努力追赶西方科技和经济的同时,不要忘了我们还是中国人,不要忘了我们还有这个世界上最深邃的东方哲学和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要忘了我们有责任继承和发扬它们,因为我们都是优秀的炎黄子孙,我们都是优秀的华夏儿女.
中国文化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文化.因为它不是仅限于物质上的,又不是脱离世俗的纯精神上的.它就是人本身,它关注人的情感和心理的愉悦和社会和谐关系的维系.而这不正是人类幸福的终极目标吗?如果仅有物质财富而没有情感,人并不会有幸福感.现代社会一方面创造了富足的物质生活,提供了便利的生活条件,但另一方面又使人身心疲惫,无暇顾及性情和情感.而中国的性情文化则在告诫人们：性情的愉悦和情感的幸福才是生命的真谛!中国人的“随遇而安”、“小富即安”的性情化处世态度却可以让中国人在即使不是很富足时也能保持一定程度的性情的愉悦和满足.同样地,当人类的物质生活足够富足时,大量的时间更将是“性情”陶冶式的生活,而虽然是更高层次但脱离生活的“纯精神”活动并不适合人类.从这点来讲,这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积极意义,它指出了世界文明的最终方向：追求人类的情感幸福.儒家的“平天下”就是要让这种至善之境界普及于天下.
好了,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优越的地方,看到了它超强的同化能力、强大的生命力,看到了它对人类幸福和人类文明进程的积极意义.当然,中国文化中也有其不好的一面.例如,它的某些方面让中国人的科学精神不能充分体现,让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能充分发挥.它在性情上的过分随意而养成的性格可能造成人们“做事不严谨”、“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态度.这两点也是使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和高端制造业受到制约的一个地方.同时,它和法治社会也是有一定冲突的.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灵活性足够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足够让中国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融入现代社会.我们要看到这些不足,以便能加以纠正；但同时,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么一点不足,就否定中国文化的主流.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指出了中国人的很多不足,这本来是件好事,但糟糕的是,他把某些中国人的个别行为推广到所有中国人身上；更严重的是,他试图以此否定中国文化的基因,从而否定整个中国文化.这是很无知的,也是很令人伤心的.李敖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研究》,专门对他进行批判.
谈中国文化的书很多,但我觉得,真正谈到点子上,谈到实质上的,只有《中国人――性情中人的精神与气象》这本书.如果要了解中国文化的实质,建议大家看看这本书.我上面的很多看法,都来自于这本书.
回过头再说说中国文化的根.中国文化有其优秀的根,这个根在易经.后世把易经当作占卜算命之书,那是后世的罪孽.其实,易经的优秀有三个方面：哲学、社会伦理、自然科学.每个方面都建立了精深的理论.老子发展了其哲学,孔子发展了其社会理论,而在自然科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除了中医,我们后人没有去做更大的发展.易经有很强的逻辑演算理论,有关于数值运算的最天才化的洞见.数值计算机最早的发明者莱布尼兹,不就亲口承认说他的发明是直接源于易经么?我们今天的计算机不就是基于易经的二进制和八进制么? 如果计算机不是基于二进制和八进制,那反而奇怪了呢!说到这里,一些忿青可能又要不分青红皂白跳出来骂街了：既然易经有这些先进性的东西,那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发明计算机?
我们有很好的根,也有很好的科学的根.但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文化中强调等级、官本位的劣性,以及整个社会以“文”为主的倾向,还有我上面指出的性情化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使得中国文化中本来有的科学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被扼杀了.其实,春秋时也有“名家”一派,有精深的逻辑学；后世也有个别优秀的科学家.但终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我想,如果把中国古代从易经传承的优秀科学思想和现代科学结合,中国可以不仅有四大发明,一定会诞生令世人瞩目的第五大发明.
但现在却有很多人在一味崇尚西方的同时,忘记了自己还是炎黄子孙,对中国文化大加鞭挞,对自己妄自菲薄.如果普通百姓如此尚且可以理解,但其中却有不少所谓的“专家”、“学者”.这就不能不让人扼腕!前面我们说过有学者提出要汉字完全拼音化,还有学者提出要废除“中医”,也有学者提出要废除中国的“龙”的图腾象征,以迎合外国人的口味.这些,都是非常无知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无耻的.
有人在论坛中回复我的帖子时说,“我敢打保票,牛顿与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理论学家,永远不能出现在中国”.其实,我更敢断言,如果将来有一个更伟大的科学家能够超越牛顿和爱因斯坦,那么这个人一定出现在中国.我不知道说这话的人是否仔细研究过爱因斯坦和牛顿,研究过他们的历史.至少我是研究过的.我也研究过相对论,研究过狭义相对论为什么诞生,以及广义相对论是如何提出的.其实,牛顿在其后半生几乎把所有精力投入到神学中,在科学上再也没有更多创见；而在爱因斯坦晚年,也一直没能完成他的统一场理论,他也一直非常困惑.欣喜的是,我知道已有部分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取得进展,而他们也都是受了易经的启迪.
同样,在医学方面,已有西方学者承认,自从西方医学在对付细菌、病毒方面取得质的进展以来,几十年上百年过去了,西方医学一直没有重大进展.在癌症、糖尿病、心血管这些顽疾方面,一直原地踏步.难道这里面就没有问题吗? 难道西方的思维方式不会有问题吗? 而如果我们结合西方医学的优秀成果,发扬中医的优越的地方,谁说不可能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呢? 所喜的是,据我所知,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就通过物理、化学、数学的方法初步证明了中医经络的存在.进一步的论证工作正在进行中.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们怎么可以总是如此妄自菲薄呢?
我们说易经先进,其实在说,我们现在已经落后于易经的思维了.难道我们不能去继承、去发掘、去创新吗? 在更多的批评中国文化的同时,难道我们不能更多的看到其中的优越性,加以发扬吗?
而这个责任就落在我们现代中国人身上,落在我们这些炎黄子孙身上.我们不能总是妄自菲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