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快到了.从新闻上又看到了一年一度拥挤的人潮.听说今年春运人数能达到一亿人.人们奔走他乡,无非都是在寻找机会,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又各自回到家乡,去享受工作机会之外的天伦之乐.这几天看到的几本书碰巧都和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有关,但这里说的不是美国圣诞节的“春运”,也不是人口迁徙,而是社会环境和个人发展.每个人在人世间都像是在爬梯子,总要爬到自己最后无法达到的最高一层.这个过程中,有的人爬上去了,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生活；有的人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就再也够不着下一个梯档；有的人被挤了下来,落到更差的一个档次.这里需要考虑的一些关键问题是：每个人是不是都在同一出发点上?各梯档之间相隔距离是否合理?每个人的体质有何差异,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我们最终的流动性.Mobility可分为纵向流动性（vertical mobility）和横向的流动性（horizontal mobility）.横向的流动性还没有人说过.横向流动性,是指在相同的层面上跨行业、跨职业流动的灵活程度.这种流动性取决于一些广泛的技能（generic skills）,例如管理能力（能让一个人在完全不同性质的公司去做经理）、思维能力（包括创新思维、批判思维等）、沟通能力等.这个话题说的不多,做的不少.周围那些 “学非所用”、“专业不对口”,但也做得很好的人,就是横向流动的成功例子.关于纵向流动,Getting Ahead（Daniel P.McMurrer,Isabel V.Sawhill）这本书里有非常全面的论述.纵向流动之一,为同代内的流动(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亦即你这一代人一生之内,有多少发展的可能.影响此类流动的因素包括：工作技能、工作经历、婚姻或离婚（单身的同志注意了）、工作变化、双职工或单职工、生意的成败等.纵向流动之二,为跨代流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亦即我们的子女有多少机会超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影响这一流动的因素包括家庭背景、教育环境等.在美国社会,家庭背景仍然影响到一个人的发展机会,但是作者认为,家庭背景对收入不公的影响已经缩小.然而到了我在看的另外一本书Strapped里,作者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说人们本希望通过教育的预备,为年轻人的发展创造机会,但是实际上机遇并不多.另外一本书Illusions of Opportunities中,作者表示所谓的机遇是一种幻觉.一个人的职业预备或许增添了我们的价值,但是未必能提升我们的价格,后者受制于市场的供求关系.在中国,这样的差异在扩招后的毕业生进入市场的时候,就体现得特别突出.社会流动性和社会公正休戚相关.社会公正需要平等.绝对的收入平等,会伤害劳动者的积极性,故而鲜有支持者.平等有两种,一种是结果的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s）,一种是机遇的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欧洲一些福利社会追求的是结果平等,比如他会通过税收手段,调节社会收入.美国的模式基本上是机遇平等,亦即营造一个相对平等的起点,让不同的人有同样的机会实现发展,最后能否真正发展,取决于个人才能.为了实现机遇平等,美国创造出Affirmative Action,Head Start之类社会项目,让过去遭遇过不公的人得到适当补偿,以弥补起初的不公所造成的起点差异,让大家能在相同竞技场上展开竞争（level the playing field）,以实际才能为决定成功的关键要素,形成才能社会（meritocracy）.从我的记忆上看,中国在机遇平等和结果平等上都还有很多文章可做,其中尤其以机遇不平等的问题最为突出.形成机遇平等的过程中,教育总是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从幼儿时期开始,教育体现在我们养育方式、价值观灌输对孩子以后成长的长期影响.在中小学阶段,教育资源的分配也会存在平等问题.在美国,公立中小学的经费主要来自本地的税收,比如房产税.由于各州经济水平的差异,此类经费的差异会瀑布一般一层层影响到教育的各个环节.到了大学阶段,平等也同样体现在机会上.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有什么措施,让上不得起学的人有机会去上学?公共政策可以成为影响平等的杠杆点,比如可利用税收政策和教育经费的分配比例,调节教育资源和机会,让所有人都有均等的“天天向上”(Get ahead)的机会.McMurrer,D.P.& Sawhill I.V.(1998).Getting ahead:economic and social mobility in America.Washington,D.C.:The Urban Institute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