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修之死
笔者最早接触到有关杨修的文字是在《三国演义》中.据该书的第七十二回记载,杨修平时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曹后借口“鸡肋”事件,以惑乱军心之罪杀之.其实,这并不可信.据陈寿的《三国志》载：“……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候科禁,而植宠日衰.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后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对杨脩之死有一个比较完全的记载：“《典略》曰：……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候,乃收杀之.修临死,谓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由是观之,杨脩之死,乃因曹植失宠所致也.
至于杨修的传记,则略见于《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列传》：“修字德祖,好学,有俊才,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亦见于《典略》：“杨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谦恭才博.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请署仓曹属、主簿.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其实,杨修不过是“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官不居要位,其身名远不及其祖父杨震、父亲杨彪,死时年仅三十有四,却以才思敏捷而闻当世,这从解“活”、解曹娥碑文等足见一斑.难怪《后汉书·杨震列传》结尾以“才子”赞之.
《三国演义》中说曹操嫉妒杨修的才能,借口鸡肋事件,杀之而后快.但这于情于理都是不合的,因为曹操既是一代奸雄,又是一代文学家,是“建安风骨”的中流砥柱,对在“建安七子”中无一席之地的杨修,他是没有理由与之过不去的.据《后汉书·杨震列传》载：“后子修为曹操所杀,操见彪问曰：‘公何瘦之甚?’对曰：‘愧无日惮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曹操动容的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有感于杨彪的爱子之情；二是对杀杨修有那么一点后悔之意.且说曹操杀了杨修之后,还给杨修的父亲杨彪写了一封信,即《与太尉杨彪书》.在信中,曹操可是把杀修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还说杨修是咎由自取.“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说杨修依仗父亲的权势,不遵守军令制度,还专门同他作对.还说“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言外之意,杀杨修是替杨彪清理门户.杨彪读后不禁心惊肉跳,只得违心地回答说：“相子之行,莫若其父,恒虑小儿必致倾败.足下恩怨,延罪至今,闻慰之日,心肠酷裂!”试想,不给你来个满门抄斩,诛连九族,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这样,杨修之子杨器、孙杨准才有机会“知名于晋世”.与杨修同事的丁仪、丁廙兄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三国志》载：“文帝（曹丕）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曹操想通过严明军纪,提高战斗力.而杨修不过是认为军纪过于严厉,可以更“宽舒”些.从某种程度上讲,杨修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只可惜,他不讲究方法,不能晓之以理地说服他的顶头上司,而是自作聪明,公然带头对着干,这样的人对上司而言,自是眼中钉,肉中刺,欲去之而后快.更要命的是,杨修所处的大环境是“中国虽清,方外未夷”,而曹操是心怀大志之人,早就想一统天下.由此可见,杨修并不是一位识时务者的俊杰.
笔者一直以为,如果杨修安心做一个才子,他不仅可以寿终正寝,而且也许会在“建安七子”中占有一席之地.面对杨修的才思敏捷,曹操曾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但是他并未把才情都用在文学上,据《后汉书》载：“修所著赋、颂、碑、赞、诗、哀辞、表、记、书凡十五篇.”一生著作如此之少,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他英年早死,但重要的一方面恐怕正如《世语》中所言：“（杨修）与丁仪兄弟,皆以植为嗣”,把心思都用在辅佐曹植当曹操的接班人上.由于曹植“善属文”,而“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操）特见宠爱”,《魏武故事》载令曰：“始都谓子建（即曹植）,儿中最可定大事.” 为此,身为曹植羽翼的杨修对主子可谓是尽心尽力.据《世语》载：“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太祖（曹操）意,豫作答数十余条,敕门下,都出心以次答.”又载：“太祖遣太子（曹丕）及植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不得出,以观其所为.太子至门,不得出而还.脩先戒植：‘若出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植从之.”凡此种种,由于有杨修当参谋,曹植可谓是占得先机.
但是曹植则因其父曹操的宠爱而日益变得骄纵,并因此失宠.《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载：“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候科禁,而植宠日衰.”其实,曹植“开司马门出”并不足以失宠,更重要的是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人好酒并不是什么大的过错,曹植所作《名都篇》有曰：“归来晏平乐,美酒斗十千.”但作为皇室之后,又曾被其父寄予厚望,“饮酒不节”,是十二分的不应该的.更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是,建安二十四年,曹仁被关羽所围时,曹操重新重用曹植,“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但曹植竟“醉不能受命”.而据《魏氏春秋》载：“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至于是不是被曹丕所害,正史不可考,所以并不可信.但曹丕设计陷害杨修则是不争的事实,《世语》记载,由于杨修与丁仪兄弟为曹植羽翼,身为太子的曹丕深为担忧,就“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杨修发现,就到曹操那里打小报告,把曹丕吓得个半死.于是,吴质献计“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杨修不知是计,又诉之曹操.结果因查不出吴质,以致曹操误以为杨修要陷害太子曹丕.加上他相助曹植之事都一一败露,所有这些分明是欺骗君王的大罪.于是“新仇旧恨”一块儿袭上曹操的心头,自是要找个借口杀之,以免后患无穷.
一言以蔽之,杨修不过是魏国皇室内部争斗的牺牲品,死得并不其所.若非要参与皇子帝位之争,也要站对立场,看准对象呀!曹植虽“以才见异”,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空头的文学家,做什么事都是任性而为,不是一块做政治家的材料.而太子曹丕“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所以“遂定为嗣”.曹植虽对杨修“才捷爱幸”,数与修书,但所谈亦不过吟诗作赋之事.而杨修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训,一心替曹植出谋划策,欲打败太子曹丕,成为皇位继承人.可恨曹植太不争气,只知沉湎于诗酒,不可自拔.遇上这样的主子,杨修岂有不死之理?后人写诗叹杨修“身死因才误”,言外之意,说杨修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亦不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