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其口沿用露地线纹作等距离的四方八位式分割,内壁绘画两个人面鱼纹、两个网格纹分置四正方位各自对称,这种网格纹为45度角斜置正方形,每边作十等分整体上被划分为100（10×10）格,其四角上又各接一个涂实的等腰三角形（西安半坡博物馆编《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图一二四：17,图版壹壹伍；1982年版图84、112）.但是这种100格网纹在笔者所见著述和材料中,几乎所有的图式都没有严格、准确地依样模画,而是以象征性、写意性、概略性的方式绘出,甚至有的很潦草、随意.这些著述包括：吴山编《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文物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72页图）、赵国华著《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94页图）、钱志强《试论半坡期彩陶鱼纹艺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编《史前研究辑刊》121页图,1988年）、孙新周著《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118页图）、申世放《鱼文化初论》（《四川文物》1994年第2期,8页图二：1）、谢崇安著《商周艺术》（巴蜀书社1997年8月第1版,310页图三五：2）、巩启明著《仰韶文化》（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201页图二六：6）、蒋书庆著《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59页图一八）等等.大部分图式都因太小,网格纹画得不清晰,但约略可以分辨同一件彩陶盆、同一网格纹上画出八、九格,九、十格,十、十一格或九、十、十一格等；有的已经不是网格纹,而变成了两个涂黑的小方块,如《商周艺术》附图；有的网格纹是象征性地在正方形内拉几条对角线及其平行线,完全改变了原图的画法和意图,如《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附图.人面鱼纹盆内壁这种100格网纹,发现之始即被视为鱼纹,以后学术界大多也沿袭了这种说法,如：《西安半坡》称之为“画在陶器上的网状花纹,当时用网捕鱼的又一证据”（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图版52说明）,《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将半坡彩陶上的鹿纹、鱼纹、网纹视为当时渔猎经济发达的反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6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认为“半坡类型的彩陶盆内多见鱼纹和网纹,也是当时捕鱼活动的写照”、网纹和斜方格纹饰于彩陶盆近口沿的内外壁“达到了最佳的装饰效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598页、600页）,《半坡仰韶文化纵横谈》说“一件陶器上的鱼网纹饰,由十一条经线和十一条纬线组成,鱼网呈标准的菱形”（西安半坡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100页）,《鱼文化初论》则直接将人面鱼纹盆内壁的两个100格网纹称为“两张鱼网”（《四川文物》1994年第2期8页）.既然是“鱼网”、装饰,那当然就不是很有必要作严格、精确的模画.
吴山先生编著《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不仅将人面鱼纹彩陶盆上的绘画图案视为装饰艺术,而且将人面鱼纹和100格网纹合称为“人面鱼网纹”；可以看出,后来有些著述和研究中的附图是直接采用了吴著绘画,其失误在所难免.有些研究者注意到人面鱼纹彩陶盆口沿纹饰可能与表示四方八位、四时八节有关（如钱志强《试论半坡期彩陶鱼纹艺术》,孙新周著《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119—120页）或认为100格网纹反映了仰韶先民的几何知识（如巩启明著《仰韶文化》201页）,但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对100格网纹作严谨、认真的模画和分析.将书庆先生著《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是迄今所见注重对彩陶纹饰作结构和数量分析的第一本著作,但他将100格网纹视作“两个方向线条的交错之形”,网纹便“成为阴阳交错之形的符号象征”,因此对人面鱼纹盆100格网纹也没有作准确的模画.陆思贤先生在《神话考古》一书中对100格网纹作了专门的分析和研究,认为它与立杆测影、天象历法有关,即表示夏半年晷影在三段六节之上,太阳通过表木的投影空间所画斜线,合于五段十节,即十等分,故用10×10=100之数,又将其与“羲和生十日”神话相联系,所以他单独将100格网纹作成一个图（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65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在与李迪先生合著的《天文考古通论》中,陆先生对100格网纹的认识虽然仍然持天文历法说,但具体含义有了变化,不再认为它与立杆测影或“羲和生十日”有关,而是引《说文》“毕,田网也”,认为它既与田猎、渔猎用的网有关,也是象征毕宿与雨季的关系,所以人面鱼纹彩陶盆内的100格网纹就画成了写意性的图案（陆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70--71页,祡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可见,是否严格、准确地对彩陶图案进行模画,是与研究者、绘画者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有关的.模画失真,必然对研究有所阻碍,而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倾向性认识,则容易导致对原图模画的失真.
关于人面鱼纹盆内的100格网纹,笔者认为其含义当与天文历法有关：100格之数表示河图数55、洛书数45之和,即河图洛书数理表达方式的一种（河图、洛书原本是对1—10十个数字的排列形式,源于古人对十月太阳历的崇拜,参见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2期,1986年.宋人刘牧、朱熹所传河图洛书在新石器时代可能已经产生,也可能同时与天象有关,但“河图”、“洛书”在历史上有多种表现方式或可以存在各种图式,朱熹《易学启蒙》所载河洛未分未变图即是用100个圆点,排列成10×10的方阵表示.或者可以这样认为,只要是对100数或1—10十个自然数的规律性排列即是“河图”、“洛书”,其本质实即对1—10十个自然数、十月太阳历以及100数的崇拜,因刘牧、朱熹所传黑白点阵河图洛书图式更为正宗一些,古人在上面又附会出许多深奥、丰富的含义,所以成了河图洛书的正宗图式）.100格网纹四角上的四个三角形两两尖角顶对,实即互相垂直的两个阴阳交午图形（半坡鱼纹常见的图式）中间断开后置入了100格网纹所致；这种处理方式应该是表示河图、洛书源于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数,而太阳历与立杆测影有关,这些联系与原始人类颇为神秘、混沌的思维方式正是十分吻合.关于100格网纹含义的这种理解,还可以从人面鱼纹盆其他纹饰内涵表达得到佐证：陆思贤先生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半坡和姜寨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认为它们与表现月相有关（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21—125页；陆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68—70页）.钱志强先生在《半坡人面鱼纹新探》中认为人面鱼纹盆口沿露地线纹作对称连接则构成甲骨文、金文中的“甲”、“癸”二字,代表十干,同时口沿露地线纹的四方八位式分布也可能与表示四时八节有关.孙新周先生同意钱先生的认识并认为十干与十月太阳历有关（孙新周著《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120页）,何新先生也认为十干当起源于十月太阳历（何新著《诸神的起源》223页,时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笔者还认为,人面鱼纹盆口沿露地线纹中的四个“|”纹即表示四十数,四个“个”纹为十二数,既与四时八节十二月历法有关,其总数五十二则与月相周期密合,即一年为五十二个七日.总之,人面鱼纹盆的所有纹饰从天文历法角度可以得到完整而合理的释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