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自清的不领美国救济粮
朱自清们是在“反美扶日”的名义下声明拒领美国“救济粮”的.所谓“反美扶日”,是指反对美国对日本的扶持,换句话说,是反对战后美国在日本实行的某些策略.“反美扶日”的运动,于1948年春先在上海兴起,很快蔓延到北平、成都、武汉、昆明等城市.运动的主要方式是游行示威,参加者主要是大中学校的学生.也正是在这种“反美扶日”的热潮中,朱自清在拒绝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了字.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出版物在介绍这场“反美扶日”运动时,往往强调中国共产党对运动的发动和领导作用.而其时的美国驻华大
使司徒雷登在向国务卿马歇尔报告中国的反美情绪和运动时,却认为其中有着更复杂的原因.例如,在1948年6月14日致马歇尔的报告中,司徒雷登写道：
反美情绪广泛扩展,具体表现为对我们扶持日本所举行的抗议------解释这种现象相当为难,认为它完全出于共产党或苏联的挑动那就太过于简单化了.打入教职员和学生中的代理人所做的巧妙的宣传和组织,自然有助于制造这些运动.但这么多人卷进去而其中包括许多平时亲美的人们,这说明运动本身有其使人易于接受的原因.这或者主要是由于自前世纪末就产生的害怕日本的心理,我们无法想象其条件反射和深度.由于对我们在日本的行动所做的歪曲的,其中包括中国官方来源的报导；由于对德瑞波和类似报告的公布而产生的误解和错误推论；由于讽刺说我们为了准备对苏作战而不惜牺牲中国；自然地,以及由于有意的持续不断的恶毒的宣传,反美情绪就更加扩大化了.另一个真实的原因是人们对现政府的普遍的不满而美国却同这个政府的存在和缺点有着不合理的然而却是想得通的联系.学生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加敏感,他们极度失望了而又没有出路发泄他们的爱国热情.在现在使人沮丧的状况下,煽动反对美国扶持旧日仇敌的日本自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除了这种心理和共产党人以及其它反政府人士的利用而外,还有自私和缺乏远见的工商界人士,他们想避免日本的竞争.举例来说,利润很大然而效率很低的上海纺织工业,他们想把持上海和东南亚的市场.因此极左分子和愚蠢的资产阶级利益奇怪地结合起来反对我们在日本的做法.我们无法使这些做法（指美国扶持日本的做法——译者）一点也不产生合情合理的误解.（2）
司徒雷登在1948年6月30日致马歇尔的报告中,谈及中国的反美情绪时,又说：“我们的支援及其目的被严重歪曲误解了.日本的事例被利用来证明我们的帝国主义意图,说我们准备用日本和中国将来进行对俄作战.对他们说日本重新武装对中国至多是在遥远的将来的假设的恐惧,而已经丧失外蒙和即将丧失内蒙和东北（满州）则是目前即时的危险,他们似乎完全听不进去.对他们叙述俄国人在上述地区的行为,他们听来半信半疑,或者简直无动于衷.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变态心理,但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心理,因为学生们今日所想的标志着整个国家将来的想法.”（3）
司徒雷登固然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观察中国,但作为驻外大使,在向国内写报告时,也一定不会刻意歪曲事实,一定会写出他眼里最真实的东西.司徒雷登强调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复杂原因,这应该是相当可信的.他说的有些事情,已被时间所证实.例如,他说对于那时的中国,真正的威胁是苏联而不是日本.如果考虑到数年后中苏之间即处于尖锐敌对状态、中国长期把“苏修”作为头号假想敌,就不能说司徒雷登当年的论断毫无道理.再例如,司徒雷登说中国当时的反美者,对美国在日本的策略有着误解.如果考虑到美国最终是以民主化为目标改造了日本,就也不能不说,当时“反美扶日”运动的参加者,对美国在日本的策略确实不无有意或无意的“误解”.
当然,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策略有过某种程度的反复.1948年的时候,美国对日经济策略的某种调整,确实容易让在此问题上十分敏感的中国人觉得是在庇护日本财阀和法西斯势力,因而也确实伤害了一些中国人的感情.也正因为如此,司徒雷登说中国人对美国产生的是“合情合理的误解”.司徒雷登的报告中,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强调了参加“反美扶日”运动者,并非都是一向反美者,有些甚至还是长期亲美者.他们仅仅只是在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上反对美国.朱自清应该属于这一类.说朱自清是长期亲美者,固然不妥；但说他并非是一向反美者,应该没有问题.反对美国在日本的某些策略,并不意味着反对美国的一切；然而,当朱自清始而不领美国“救济粮”继而贫病而死后,就被阐释成一个全面的反美者.——这也不能不让人感叹.
饿着肚子扭秧歌
本来,“反美扶日”与领美国的“救济粮”,二者不必有什么关系.朱自清也好,其他任何人也好,大可以一边吃着美国的面粉,一边对美国在日本的某些策略提出抗议.把这两件事情搅和在一起,以宣布拒绝美国“救济粮”的方式表示对美国“扶持”日本的抗议,是吴晗等民盟人士的别出心裁.
抗战结束后,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同时也成为民盟在北平的领导人物之一.民盟因过于左倾,国民政府于1947年5月宣布其为“非法团体”,其活动遂转入地下.转入地下后的民盟,自然就更为激进和左倾了.实际上,在被宣布为“非法”之前,北方民盟已直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并在财力上受到中共支持.1947年3月,北平军调部结束时,中共代表叶剑英、徐冰等人邀请张东荪、关世雄等民盟人士吃饭,给民盟留下了一笔活动经费,并把一台美制收音机送给民盟.活动经费对于转入地下的民盟当然很必要,而收音机则用于日夜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的广播,然后抄写、复印、散发,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4）吴晗是民盟的活跃分子.他所在的清华大学,自然是他活动的中心地带.作为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生命最后几年的政治热情和左倾表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吴晗的辛勤工作.查朱自清年谱和日记,可知1947和1948这两年里,吴晗频频来动员朱自清在那类政治性的宣言上签字.朱自清在拒绝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字从而进入毛泽东的视线,成为反美的“民族英雄”,也可算是吴晗一手造成.
二、文天祥的故事
文天祥(1236年－1283年）,原名云孙,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吉安县）人.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
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南宋朝廷长期为投降派所把持,文天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抗击侵略的伟大民族英雄.他毅然临危受命,但是昏庸的朝廷和无耻的投降派却使他遭到了次严重的挫折,他被敌人活捉.临刑前夕,皇帝忽必烈亲自出马劝降,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那你究竟要什么呢?文天祥回答说：“愿以一死足矣!”文天祥这种以身殉国,视死如归的的伟大精神使得敌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实际上等于宣布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他自己所赞颂的“正气”的胜利.文天祥明确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他并不对帝王愚忠,而只无条件地忠于国家和民族.
诗歌：
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他不仅诗文非常有名,而且他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也同样很有名.
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是中国最早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朝代更迭,社会动荡,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公元405年秋天,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年冬天,他的上司派来一名官员来视察,这位官员是一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县的地界,就派人叫县令来拜见他.
陶渊明得到消息,虽然心里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只得马上动身.不料他的秘书拦住陶渊明说：“参见这位官员要十分注意小节,衣服要穿得整齐,态度要谦恭,不然的话,他会在上司面前说你的坏话.”
一向正直清高的陶渊明再也忍不住了,他长叹一声说：“我宁肯饿死,也不能因为五斗米的官饷,向这样差劲的人折腰.”他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离开了只当了八十多天的县令职位,从此再也没有做过官.
从官场退隐后的陶渊明,在自己的家乡开荒种田,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在田园生活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写下了许多优美的田园诗歌.他写农家人生活的悠然自得：“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他写自己劳动的感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也写农人劳作的甘苦：“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
然而,田园生活既是美好的,也是十分艰辛的,不劳作就没有收获,遇到天灾人祸,即使劳作也是一无所获.晚年的陶渊明生活贫困,特别是一场大火把他的全部家当毁于一旦之后,全家人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到六十三岁时,陶渊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陶渊明的最大成就,在于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基础,以自己卓越的诗歌才华,极大地丰富了农事和田园题材的创作.以前诗中罕见的桑、麻、鸡、狗等平凡事物,一经他写入诗中,无不生趣盎然；而他描写大自然的亲切,常常能激起人们的无限向往.
除诗之外,他还给后人留下不少精美的散文,其中最著名的有《桃花源诗并记》等.在这篇作品中,作者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在那里没有动乱,没有朝代变更,没有国家君臣,没有徭役赋税,百姓过着丰足、与世无争的美好生活.作者以优美的语言,使这篇作品产生了永久的魅力,以至后世人们一直把这种空想的社会称作“桃花源”.
官场中少了一位官僚,文坛上多了一位文学家.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刚直不阿、不附势趋炎的写照.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人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气节去换取某种物质利益,也常常说“不为五斗米折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