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全称是《忠义水浒传》,另有一个别名叫《英雄谱》（与《三国演义》合刻）.对一般读者来说,小说中的英雄气质才是最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日常的生活终究是平庸的,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受欺凌而忍让,见不平而回避,是普通人的选择.但人们的内心却不甘于此.梁山好汉却是另一种人物,是传奇式的理想化的人物.他们或勇武过人,或智谋超群,或身具异能,而胸襟豁达、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则是他们共有的特点.像鲁智深好打抱不平,“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松宣称：“我从来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也不怕!”确是豪气干云,令人激奋.就是像黑旋风斗浪里白条、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岗打虎一类与社会矛盾无关的情节,同样由于主人公的个性、力量、情感的奔放,而给人以生命力舒张的快感.在污秽而艰难的现实世界中,这些传奇式的英雄,给读者以很大的心理满足.
《水浒传》在标榜“忠义”的同时,肯定了金钱的力量,赞美一种以充分的物质享受为基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表现出浓厚的市井意识.小说中晁盖、宋江、卢俊义、柴进这一类具有凝聚力、号召力的人物,其主要的凭借就是有钱而又能“仗义疏财”.在儒家传统的“崇义黜利”的信条中,“义”和“利”常被视为相对立的存在；而在梁山好汉那里,“义”却是要通过“财”来实现,倘无财可疏,宋江等人在集团中的聚合力也就无法存在.在“义”的背后,作者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物质所具有的力量.许多好汉上梁山的动机,也和物质享乐有关.如吴用劝阮氏三兄弟入伙造反,为的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几乎是梁山好汉的口头禅.当然,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口腹之欲的满足,但作者无疑认识到一种自由快乐的生活首先直接表现于对物质的充分占有.
《水浒传》对梁山这一虚构的小社会的描述,也流露出比较明显的市民意识.梁山大聚义排座次后,作者热情赞颂道：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这种带有空想性质的社会图景,和农民的社会理想、农民起义的政治组织,有着明显的区别.这里人员成分复杂,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甚至偷骗也可以作为谋生伎艺,社会具有开放的特点,因而充满着活力；这里没有长幼之序、尊卑之分,摆脱了农业社会的宗法意识,也摆脱了实际的农民起义组织中所不可能没有的等级制度.虽然,这个社会本身是虚构的,但在其背后,却存在商业经济中形成的平等观念,和道德意识的变化.再看小说中大量描写到的城市景象、商业活动,以及所表现出的对商人的尊重,可见作者的理想是有其现实基础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小说中再三表现出对“大头巾”——褊狭而虚伪的儒者——的憎恶.这既与作者作为身具才华而流落江湖的文人的经历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市民社会对抑制人欲、扭曲人性的传统道德的反感.“大头巾”在明代成为假道学的通称,而像李贽等进步文人攻击这一类人物的主要原因,也仍旧是其心胸褊狭,言行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