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造成中国分配贫富差距的原因和对策?
最好有500字上的文字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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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状况和生活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格局被打破｡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趋势｡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如何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这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主要问题｡
一､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
洛伦茨(M.Lorenz)在研究居民收入分配程度时,创造了所谓的洛伦茨曲线｡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依据洛伦茨曲线,提出了计算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统计指标,称为基尼系数｡它是最常用的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差距越大｡按照国际通用标准,该系数在0.2以下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单平均,在0.2~0.3之间表示收入分配较为合理,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扩大,在0.4以上则表示收入差距相当悬殊｡对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应给予高度关注｡
1.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16,1988年为0.386,2001年为0.395,现在已达0.45左右,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据测算,在我国现有80 000亿元左右的居民储蓄存款中,20%的高收入者拥有了80%,即64 000亿元,人均近25 000元;而80%的人口只有20%,即16 000亿元,人均约1 500元｡另据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50.24%;而最贫穷的20%家庭的收入仅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
2.城乡､地区､行业及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具体表现为:(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据统计,按可支配收入计算,城乡差距为3∶1;若按货币收入计算,差距为4∶1;若加入各种有利补贴,差距为6∶1｡朱光磊认为,197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75∶1,1995年为2.47∶1,1998年为2.54∶1,1999年为2.65∶1｡如考虑住房､医疗､物价等补贴,城市居民收入要比农村居民收入至少要高出4倍｡陈益龙认为,农村居民人均在1 000元以下的有12%左右,与城市居民10%最高收入户的收入相比,比例为1∶12[1]｡(2)地区之间收入呈东高西低的特征,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划分来看,东､中､西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系数在1978年分别为1.20∶1.09∶1,1998年则提高到1.94∶1.35∶1｡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北京､广东､江苏1988—1995年期间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分别是81.9%､78.9%和64.7%,而同期甘肃仅为0.6%｡(3)不同阶层､行业､职业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2000年初对全国15万户城镇居民进行的抽样调查,全国城镇居民不同阶层､不同行业差距明显拉大｡如果按户人均收入由低到高分线,计算各组户人均收入及其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其中,20%的高收入户占总收入户的42.2%,户人均收入达992元,20%的低收入户仅占总收入的6.5%,户人均收入124元,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户人均收入比为8∶1,差距相当大｡行业之间的差距亦呈扩大趋势｡1978年,我国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工资之比是1.38∶1,1998年则升为2.35∶1｡一些垄断行业､新兴行业部门,金融､烟草､电信､电力部门收入增长很快,各类奖金､福利很多｡而一些传统部门如冶金､煤炭､纺织等行业的职工收入增长就相对缓慢[2]｡而私营企业主､外企中的中方雇员､项目经理､明星的收入与下岗工人､失业人员和落后地区的农民收入对比鲜明｡
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不是单一原因所致,而是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其中,既有合理合法的原因,也有不合理不合法的原因｡
1.就业机会的不均等
收入分配不平等既有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原因,也有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带来的后果｡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不断升级给“富者”带来了增收的机会,却减少了“穷者”的就业和收入机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推行的一些体制改革带来了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引起了收入分配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所实行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富者”增加收入,但“穷者”增收的环境没有大的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在三方面的政策安排上对收入分配的平等性带来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是全国各地兴起的城市化浪潮给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积极影响不大;二是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政府为“穷者”和“富者”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三是我国金融制度和政策的不当安排,也是“穷者”和“富者”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3]｡
2.收入高低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密切相关
就劳动者自身而言,较高的工资收入是和熟练地掌握较高的劳动技能密切相关的,而熟练的技能又和受教育程度密切相连｡因此,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高低的关系看,劳动者由于接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劳动技能不同而形成收入差距｡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收益进行了经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年限与他所获得的收入成正比变动关系｡就是说,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比只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在收入上要高得多,而中学毕业的劳动者的收入要比小学毕业的劳动者的收入高得多｡而在同一年龄组内,文盲的收入水平是最低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收入水平基本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水平,这样,从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中又一次看到人力资源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熟练劳动和复杂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多倍于简单劳动和非熟练劳动｡能从事复杂劳动的人才短缺和不足,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力大量过剩,使收入拉开差距｡
3.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优胜劣汰法则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推进战略也会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4.由于人们占有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不同,承认按生产要素分配,客观上也会造成人们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差距｡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在2003年就指出:“我国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这两类最值钱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在国有资产的统计中根本没有数据,而是分布在各个企业里,由各个企业小集团利用,成为企业资产甚至个人资产｡结果这一块造成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也造成企业盈亏的模糊｡一些资源性的､垄断性的企业,如果不是占有着自然资源又不交资源税(所谓利润留归企业),占着土地又不交地租,也许早就亏损了｡随着我国经济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开放,如果我们再不重视土地和自然资源及收益的分配,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私人资本(包括外资)无偿分享这些资源,国有资产将更加大规模地流失｡可见,土地和自然资源配置不当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4]
5.农民收入增长趋缓,甚至负增长,是形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我国城市国有企业战略性结构调整,下岗职工增多,城市安排自身失业人口压力很大,不可能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容易转移出去,企盼农民收入增加就将是艰难和缓慢的｡其原因就在于农业的投入和产出都很低｡
一是耕地锐减,每年以三四百万亩的速度递增,而人口以每年1 500万的数量递增｡我国人均耕地比建国初期的2.7亩下降了近一半｡滞留在有限耕地上的劳动力愈来愈多,不仅难以实现规模经营,而且土地经营规模反而愈来愈小,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成为农民收入提高的巨大障碍｡
二是农用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使农民投入相同经费的收入大幅度下降｡
三是由于农业生产结构､农业产品结构的调整落后于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流通体制与市场发育的不完善,致使一些地方､特别是其主产区,出现农产品卖难的问题,农民的实物产出不能转化为货币｡
四是农村劳动力剩余,没有活干,当然也就增加不了收入｡这一方面是由于乡镇企业中资本代替劳动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愈来愈小｡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企业大量职工下岗,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受阻｡
五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以来,由于国家计划配置资源比重下降,资源市场配置的趋利性和农业天生的弱质性特点,使以农业为主的农民在资源占有的竞争中处于弱势,资源占有份额小,当然经济产出也就相对要少,收入就相对少｡
六是农民增收缓慢,除了农产品市场制约,以及非农就业困难加大表层原因制约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制度因素制约｡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及其经济政策,造成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制度障碍,如户籍制度和相关的就业政策严重地限制着劳动力流动,使农村居民的就业机会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少得多｡
6.非公有经济内部分配机制决定的内部收入差距､非公有经济和公有经济之间的工资悬殊,造成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个趋势的发展,将成为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7.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到位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大量不合理收入｡在部分领域,对于有限的社会资源的调配,仍取决于权力关系而不是市场因素,即依靠行政权力,以国家的名义占有和瓜分本属于全社会的经济资源,由此造成垄断部门的从业人员与所占有的资源比例极不协调,尽管其从业人员不多,但所占有的经济资源极为惊人｡由于它们长时间垄断行业资源,使从业人员待遇极为优厚｡由于对统一市场的不合理分割和地方行政干预导致的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不能正常､合理地优化配置和整合,从而形成人们在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异｡除此之外,形成收入差距不合法的原因主要有:个体私营业主的偷税漏税收入;由于权力市场化､商品化而导致的各级党政官员的腐败贿赂收入;走私贩假等其他的非法､非正常收入｡这正是人们常说的收入分配不公,这种分配不公很容易引起人们的不满,进而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实际上,收入差距扩大并不必然会引起人们对收入分配的不满｡如果收入差距扩大来自于人们认可的原因,如劳动贡献､知识技能,甚至个人机遇等原因不仅不会引起不满,反而会成为提高生产率的激励因素,这也是改革的初衷和目标｡相反,通过利用一些非法手段,借助权力和垄断力量来获取个人私利的行为,将会引起人们巨大的不满｡如处理的不好,就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环节,是由相互联结的若干部分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收入分配问题是一项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出现的问题,涉及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方面面,既涉及到分配过程,又涉及到分配结果;既包括初次分配问题,又包括再分配问题;既牵扯到收入分配政策调整问题,又牵扯到税收体制改革问题｡因此,必须全方位地分析､比较､探索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即正确理顺分配关系,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解决分配领域的诸多矛盾,防止两极分化,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社会可承受的范围｡江泽民同志曾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指出:“如果差距悬殊,而且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防止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而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1.发展教育和经济,扩大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的分配取决于财产所有权和财富积累的分布状况,而收入的分配取决于知识技能､职业培训和这些技能的市场价格｡当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是发展教育和经济,扩大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搞平均主义｡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中的差距,必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解决｡只有经济发展了,生产率提高了,才能减轻和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吸收的就业人员就越多｡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不可避免地与经济波动相联系｡当经济运行转向不景气时,不可避免地有大量的企业陷入困境,程度不同的减员是他们可能采取的措施之一｡这就会造成失业人数大量增加｡相反,当经济开始回升时,景气预期将促使企业纷纷扩大经营规模,纷纷雇佣劳动力,新企业也不断涌现,这些都急剧地扩大了社会就业量｡就业越充分不仅为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提供经济基础,而且也解决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2.坚持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相结合的分配原则｡在收入分配调节中,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紧密结合起来,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效率,机会均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在再次分配中注重公平,统筹安排,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提高社会再分配能力｡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大额财产税､特别消费税;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通过多方面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
3.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消除农村居民的贫困问题｡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即劳务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应主要从工资性收入入手,尤其是外出就业的现金收入｡农民外出就业的主要渠道是当前和今后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除此之外,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开拓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基础建设等,都是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4.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严厉打击以各种方式获取非法收入和不正当收入的竞争行为,对垄断企业建立资格审查及事后监督机制;加强对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力度,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内部监督和约束机制规范收入分配行为｡从而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为市场竞争主体提供比较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积极营造一种使人们通过知识､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来致富的社会环境｡
5.强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必须深化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建立以岗位工资制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以岗定薪,适当拉开不同岗位的收入差距,对于企业要提高关键岗位和有突出贡献人员的收入水平,对于机关事业单位,要在继续增加公务员和教师工资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拉大职务､职称之间的收入差距[5]｡
6.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还要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正确处理工资和就业之间的关系｡既要随着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而逐步提高工资,又要防止工资增长过高过快,就业岗位减少而增加就业压力｡
一､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
洛伦茨(M.Lorenz)在研究居民收入分配程度时,创造了所谓的洛伦茨曲线｡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依据洛伦茨曲线,提出了计算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统计指标,称为基尼系数｡它是最常用的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差距越大｡按照国际通用标准,该系数在0.2以下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单平均,在0.2~0.3之间表示收入分配较为合理,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扩大,在0.4以上则表示收入差距相当悬殊｡对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应给予高度关注｡
1.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16,1988年为0.386,2001年为0.395,现在已达0.45左右,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据测算,在我国现有80 000亿元左右的居民储蓄存款中,20%的高收入者拥有了80%,即64 000亿元,人均近25 000元;而80%的人口只有20%,即16 000亿元,人均约1 500元｡另据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50.24%;而最贫穷的20%家庭的收入仅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
2.城乡､地区､行业及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具体表现为:(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据统计,按可支配收入计算,城乡差距为3∶1;若按货币收入计算,差距为4∶1;若加入各种有利补贴,差距为6∶1｡朱光磊认为,197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75∶1,1995年为2.47∶1,1998年为2.54∶1,1999年为2.65∶1｡如考虑住房､医疗､物价等补贴,城市居民收入要比农村居民收入至少要高出4倍｡陈益龙认为,农村居民人均在1 000元以下的有12%左右,与城市居民10%最高收入户的收入相比,比例为1∶12[1]｡(2)地区之间收入呈东高西低的特征,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划分来看,东､中､西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系数在1978年分别为1.20∶1.09∶1,1998年则提高到1.94∶1.35∶1｡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北京､广东､江苏1988—1995年期间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分别是81.9%､78.9%和64.7%,而同期甘肃仅为0.6%｡(3)不同阶层､行业､职业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2000年初对全国15万户城镇居民进行的抽样调查,全国城镇居民不同阶层､不同行业差距明显拉大｡如果按户人均收入由低到高分线,计算各组户人均收入及其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其中,20%的高收入户占总收入户的42.2%,户人均收入达992元,20%的低收入户仅占总收入的6.5%,户人均收入124元,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户人均收入比为8∶1,差距相当大｡行业之间的差距亦呈扩大趋势｡1978年,我国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工资之比是1.38∶1,1998年则升为2.35∶1｡一些垄断行业､新兴行业部门,金融､烟草､电信､电力部门收入增长很快,各类奖金､福利很多｡而一些传统部门如冶金､煤炭､纺织等行业的职工收入增长就相对缓慢[2]｡而私营企业主､外企中的中方雇员､项目经理､明星的收入与下岗工人､失业人员和落后地区的农民收入对比鲜明｡
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不是单一原因所致,而是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其中,既有合理合法的原因,也有不合理不合法的原因｡
1.就业机会的不均等
收入分配不平等既有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原因,也有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带来的后果｡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不断升级给“富者”带来了增收的机会,却减少了“穷者”的就业和收入机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推行的一些体制改革带来了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引起了收入分配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所实行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富者”增加收入,但“穷者”增收的环境没有大的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在三方面的政策安排上对收入分配的平等性带来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是全国各地兴起的城市化浪潮给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积极影响不大;二是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政府为“穷者”和“富者”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三是我国金融制度和政策的不当安排,也是“穷者”和“富者”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3]｡
2.收入高低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密切相关
就劳动者自身而言,较高的工资收入是和熟练地掌握较高的劳动技能密切相关的,而熟练的技能又和受教育程度密切相连｡因此,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高低的关系看,劳动者由于接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劳动技能不同而形成收入差距｡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收益进行了经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年限与他所获得的收入成正比变动关系｡就是说,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比只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在收入上要高得多,而中学毕业的劳动者的收入要比小学毕业的劳动者的收入高得多｡而在同一年龄组内,文盲的收入水平是最低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收入水平基本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水平,这样,从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中又一次看到人力资源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熟练劳动和复杂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多倍于简单劳动和非熟练劳动｡能从事复杂劳动的人才短缺和不足,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力大量过剩,使收入拉开差距｡
3.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优胜劣汰法则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推进战略也会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4.由于人们占有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不同,承认按生产要素分配,客观上也会造成人们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差距｡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在2003年就指出:“我国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这两类最值钱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在国有资产的统计中根本没有数据,而是分布在各个企业里,由各个企业小集团利用,成为企业资产甚至个人资产｡结果这一块造成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也造成企业盈亏的模糊｡一些资源性的､垄断性的企业,如果不是占有着自然资源又不交资源税(所谓利润留归企业),占着土地又不交地租,也许早就亏损了｡随着我国经济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开放,如果我们再不重视土地和自然资源及收益的分配,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私人资本(包括外资)无偿分享这些资源,国有资产将更加大规模地流失｡可见,土地和自然资源配置不当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4]
5.农民收入增长趋缓,甚至负增长,是形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我国城市国有企业战略性结构调整,下岗职工增多,城市安排自身失业人口压力很大,不可能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容易转移出去,企盼农民收入增加就将是艰难和缓慢的｡其原因就在于农业的投入和产出都很低｡
一是耕地锐减,每年以三四百万亩的速度递增,而人口以每年1 500万的数量递增｡我国人均耕地比建国初期的2.7亩下降了近一半｡滞留在有限耕地上的劳动力愈来愈多,不仅难以实现规模经营,而且土地经营规模反而愈来愈小,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成为农民收入提高的巨大障碍｡
二是农用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使农民投入相同经费的收入大幅度下降｡
三是由于农业生产结构､农业产品结构的调整落后于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流通体制与市场发育的不完善,致使一些地方､特别是其主产区,出现农产品卖难的问题,农民的实物产出不能转化为货币｡
四是农村劳动力剩余,没有活干,当然也就增加不了收入｡这一方面是由于乡镇企业中资本代替劳动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愈来愈小｡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企业大量职工下岗,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受阻｡
五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以来,由于国家计划配置资源比重下降,资源市场配置的趋利性和农业天生的弱质性特点,使以农业为主的农民在资源占有的竞争中处于弱势,资源占有份额小,当然经济产出也就相对要少,收入就相对少｡
六是农民增收缓慢,除了农产品市场制约,以及非农就业困难加大表层原因制约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制度因素制约｡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及其经济政策,造成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制度障碍,如户籍制度和相关的就业政策严重地限制着劳动力流动,使农村居民的就业机会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少得多｡
6.非公有经济内部分配机制决定的内部收入差距､非公有经济和公有经济之间的工资悬殊,造成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个趋势的发展,将成为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7.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到位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大量不合理收入｡在部分领域,对于有限的社会资源的调配,仍取决于权力关系而不是市场因素,即依靠行政权力,以国家的名义占有和瓜分本属于全社会的经济资源,由此造成垄断部门的从业人员与所占有的资源比例极不协调,尽管其从业人员不多,但所占有的经济资源极为惊人｡由于它们长时间垄断行业资源,使从业人员待遇极为优厚｡由于对统一市场的不合理分割和地方行政干预导致的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不能正常､合理地优化配置和整合,从而形成人们在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异｡除此之外,形成收入差距不合法的原因主要有:个体私营业主的偷税漏税收入;由于权力市场化､商品化而导致的各级党政官员的腐败贿赂收入;走私贩假等其他的非法､非正常收入｡这正是人们常说的收入分配不公,这种分配不公很容易引起人们的不满,进而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实际上,收入差距扩大并不必然会引起人们对收入分配的不满｡如果收入差距扩大来自于人们认可的原因,如劳动贡献､知识技能,甚至个人机遇等原因不仅不会引起不满,反而会成为提高生产率的激励因素,这也是改革的初衷和目标｡相反,通过利用一些非法手段,借助权力和垄断力量来获取个人私利的行为,将会引起人们巨大的不满｡如处理的不好,就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环节,是由相互联结的若干部分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收入分配问题是一项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出现的问题,涉及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方面面,既涉及到分配过程,又涉及到分配结果;既包括初次分配问题,又包括再分配问题;既牵扯到收入分配政策调整问题,又牵扯到税收体制改革问题｡因此,必须全方位地分析､比较､探索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即正确理顺分配关系,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解决分配领域的诸多矛盾,防止两极分化,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社会可承受的范围｡江泽民同志曾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指出:“如果差距悬殊,而且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防止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而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1.发展教育和经济,扩大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的分配取决于财产所有权和财富积累的分布状况,而收入的分配取决于知识技能､职业培训和这些技能的市场价格｡当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是发展教育和经济,扩大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搞平均主义｡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中的差距,必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解决｡只有经济发展了,生产率提高了,才能减轻和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吸收的就业人员就越多｡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不可避免地与经济波动相联系｡当经济运行转向不景气时,不可避免地有大量的企业陷入困境,程度不同的减员是他们可能采取的措施之一｡这就会造成失业人数大量增加｡相反,当经济开始回升时,景气预期将促使企业纷纷扩大经营规模,纷纷雇佣劳动力,新企业也不断涌现,这些都急剧地扩大了社会就业量｡就业越充分不仅为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提供经济基础,而且也解决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2.坚持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相结合的分配原则｡在收入分配调节中,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紧密结合起来,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效率,机会均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在再次分配中注重公平,统筹安排,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提高社会再分配能力｡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大额财产税､特别消费税;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通过多方面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
3.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消除农村居民的贫困问题｡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即劳务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应主要从工资性收入入手,尤其是外出就业的现金收入｡农民外出就业的主要渠道是当前和今后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除此之外,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开拓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基础建设等,都是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4.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严厉打击以各种方式获取非法收入和不正当收入的竞争行为,对垄断企业建立资格审查及事后监督机制;加强对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力度,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内部监督和约束机制规范收入分配行为｡从而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为市场竞争主体提供比较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积极营造一种使人们通过知识､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来致富的社会环境｡
5.强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必须深化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建立以岗位工资制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以岗定薪,适当拉开不同岗位的收入差距,对于企业要提高关键岗位和有突出贡献人员的收入水平,对于机关事业单位,要在继续增加公务员和教师工资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拉大职务､职称之间的收入差距[5]｡
6.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还要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正确处理工资和就业之间的关系｡既要随着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而逐步提高工资,又要防止工资增长过高过快,就业岗位减少而增加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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