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腐败一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不仅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败坏政府形象,可谓百害而无一利,对此一些国家加大了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然而却收效甚微.因此我们有必要探寻一种新的防范腐败的方法,而“高薪养廉”就是其中较为可行的一种.
所谓“高薪养廉”就是通过提高工资的方法使官员清正廉洁,从而达到防止腐败的目的.政府公务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偏好,以期达到一个较高的效用水平.这里我们可以把问题简单化,只考虑权力、金钱两种偏好并且权力、金钱可以看作是两种商品,而公务员则是这两种商品的消费者,根据微观经济学中的效用论作出消费者（公务员）的无差异曲线.
由无差异曲线的特殊性可知,每一点官员的效用水平是相等,由于曲线呈U状,则可知权力、金钱的边际替代率递减,即随着权力的上升它能够代替金钱使公务员获得同效用水平的功能逐渐递减,反之亦然.由此可以得出,当一个人拥有较高的权力,而收入较少或者说获得的金钱数量较少的时候,他不会感到幸福,在一定条件下即效用最大化时,他会更愿意用权力去换取金钱,这时如果国家能提高公务员工资,使其收入增加,那么就很有可能使这种权力换金钱的腐败行为不会发生.对此可以建立经济模型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假设A处在一个公务员收入很低的环境家里,他的权力金钱组合在A点（较高的权力Y1,较低的金钱X1）,又假设另外有一个人B,在工资较高的私企工作,权力金钱组合点在B点（较低权力Y2,较高的金钱X2）,由于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B会比A感到更幸福,故B收入水平高于A,但是A又认为自己的能力水平,权力地位高于B,所以A就会很不平衡,于是A就想把自己的效用水平提高对于B的I3水平.从A 的效用水平到B的效用水平有①②③三种方法,①即提高权力；②权力金钱同时提高；③提高金钱.显然③更为容易.但如果国家不主动,所以对于一个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A来说,A只好自己动手,用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非法手段,将金钱强行作为提升手段,他的效用水平也由此得到提升,国家因此至少所遭受的损失也将逐步增加.
到达一定程度后,由于道德底线被彻底突破,A所固有的人类潜在的贪婪本性被激发出来,他又会不满足于他已有的的水平,会继续用提高金钱的方法,将效用水平提高,到了另一个层次,A更加变本加厉,又疯狂地提高至下一个更高层次…,直到A落网前他一直将效用水平提高到了很高的层次,金钱也再逐步递增,国家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也在一步步递增,显然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现在假设A的国家在其行事之前将A的工资提高至B的水平,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A有金钱权力组合会由A→A1（较高金钱较高权1）,A会获得比B更高的效用水平,那么A就会感到更加幸福,且由于薪金的提高,贪污腐败的机会成本也会提高（如果事发被捕,失去的将会更多）,公众对于贪污腐败的痛恨指责程度以及国家对此的打击力度（受一定的社会舆论影响）也会提高,因此A就更不会越雷池一步,A的贪污腐败案也不会发生,国家因提高工资而所花成本与其贪污腐败的费用相比,国家因腐败所带来的损失将不少于为防止腐败而提高工资所花的成本.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高权低薪容易诱发腐败,而提高工资薪水则是防治腐败的一种有效方法.国家对于提高工资所花成本,将会带来更高的减少损失的收益,因此“高薪养廉”的办法是可行的.
当前我国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水平已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然而有些方面却相对滞后,特别腐败案件层出不穷,远高于其它发达国家.在自己一定的经济实力基础上,逐步推行“高薪养廉”政策措施,以达到多管齐下的效果,从而有效扫除官场中的乌烟瘴气,防止腐败的发生,改善政府面貌,使其能够更好地在改革开放事业中发挥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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