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曾以一篇“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而横遭一些人的口诛笔伐,被他们指责为富人阶级的喉舌,既得利益的代言人.
如你所知,对基本概念的精准定义是一切讨论的基础.不然,双方都貌似雄辩滔滔,口水飞溅地对同一话题激烈争辩,但其实只是自说自话,言不及义.既无助于辨明真理,也享受不了智力交锋的乐趣.
在《经济活动中的是非观（下）》（收录于《生活中的经济学》）中,茅于轼将他的富人定义为“靠勤劳、创新、敏捷、灵活而致富”的人.这种人其实越多越好——这证明了一个人是可以凭借自己的诚实劳动、勇于创新、慧眼识商机而非旁门左道、投机钻营而成为有钱人.这种人的榜样作用是无穷的.
但中国人仇富心理根深蒂固,已经积淀成了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一提起富人,就马上联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词.这种情绪稍加挑动,就成为别有用心的政治家的政治资本.
茅于轼认为,我们需要的是铲除社会的不公,而不是完全消灭贫富差别.事实上,我们有过几乎完全消灭贫富差别的历史.几十年前尚在计划经济中的中国,时髦的口号是“兴无灭资”,国家一穷二白,国民一贫如洗（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仗义疏财,去慷慨资助其它的社会主义小弟弟,扯远了）.貌似是公平的天堂,实则是人间的地狱.现在没有人再相信“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鬼话了.让众人都受苦的社会正义是邪恶的.
事实上,只要我们还坚持按劳分配的,贫富差距就不可能消除——勤劳聪明而有胆识的人总会比懒散愚昧且不思进取的人更富足.这才是社会的常态.
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不法致富总会越来越少,诚实致富总会越来越多.这才是一般人的出路.何怀宏是一篇访谈中提出：“我主张法治,法治应该优先于民主,因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话,肯定也要走向民主之路,通过法治来训练民主的观念、民主的民情.”一群穷人如果三餐不继,他们将更多地考虑如何果腹,而不是天赋人权这些形而上的东西.用法治保证他们拥有依靠自食其力而出人头地的机会,或许这比其它更为重要.
我一直都坚持认为,富足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再问： 有原文吗，哪怕一两段也好
再答： 没有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