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化是中国大跃进时期的产物.1958年大跃进期间,蔚县曾出现过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全县“食堂化”即为其中之一.食堂刚建立,存有若干共同特点：吃饭不定量,能吃多少吃多少；吃饭不掏钱,都记在账本上（有的食堂连账都不记）；大概根据当地的饮食习惯造饭——早晨粥,中午糕,晚上焖饭煮山药.有些食堂在饭菜上,还不断变换花样,尽量让群众吃饱吃好.有的食堂摆开方桌,由服务员端菜端饭,仿佛置身于饭馆.
食堂化 1958年10月,蔚县在实现高产化、水利化、绿化、电气化、机械化的口号声中,又掀起了“食堂化”高潮.旨在打破千年来一家一户各自为炊的传统生活方式,进而变革为一个生产队、几个生产队、抑或一个自然村建立一个食堂,以达到解放妇女劳动力及“一大二公”的目的. 食堂化这一新生事物,刚一露头就象雨后春笋一样,在蔚县的八百庄堡次第出现.大锅台,大烟囱,大笸箩盛饭,大斗盆放糕,每到开饭时间,男女老幼都到食堂去进餐,饭饱后拿着碗筷回家去,连锅都不刷洗,确实令人悠悠自乐. 社员家来了客人,跟炊事员打个招呼,一块到食堂去吃饭,一切都非常方便. 当时,各公社都培植了一两处典型食堂,搞得更为突出.兹举吉家庄公社大上碾头村食堂为例.该村食堂就是一处名播遐迩的示范食堂.食堂里摆着大方桌,花磁碗、红漆筷统由食堂备好.服务员都头戴白帽,身穿白褂,送菜端饭招待周到. 在一周内,中午饭不重复,虽是粗粮却能细做,花样翻新充肠可口,博得人人满意,不论从哪里来的干部,只要走进食堂,就落座吃饭,不需出示任何证件.1958年11月,县里曾在此召开过大型现场会,赢得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全县类似这样的食堂并不罕见.当时,笔者曾到下油涧村下乡督促秋收工作,在食堂吃饭,饭菜十分可口,炊事员十分热情,饭后竟拒收粮票与饭费.笔者执意要付,管理员郑重地说：“俺们食堂有规定,对谁都不收粮票和饭钱——眼看就要过共产主义了,不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嘛!” 当时,流传着：“吃饭有食堂,花钱有银行,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的民谣,表达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据《蔚县大事记》记载,1958年10月6日“全县食堂化运动,进一步形成高潮,据县委办公室统计,全县已办起了食堂2981个,参加食堂入伙的91299户,315000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九十.” 随着食堂化的形成,一部分劳动力便投入到为食堂服务的范畴内,管理员、炊事员、服务员不能缺少,碾米、磨面、担水、供燃等均需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因此,一个生产队或一个村落,围绕着一两处食堂,形成众多人参加的服务网络,每日为筹措柴米油盐而碌碌不息.1958年各村为保证食堂用粮方便,先后“建立米面加工场1212个,占用加工人员达2889人”（《蔚县大事记》）. 由于吃饭不定量,来客不记账,进入1959年,农村大部分食堂均感到库存空虚,粮食不足,于是不得不改弦易辙,变不定量为按人定量,变顿顿吃干为两稀一干,并实行小粮票制度.每月初按人定量,发给各户一个月的小粮票,每日凭票打饭,吃多吃少随其自便.从此,食堂里的大方桌都搬掉了,服务员“改行”了,熬烩熟菜的制度也取消了.每到开饭时,社员们端盆拎罐,到食堂去打饭,然后拿回家里吃.社员们由于没有自留地,既无淹菜,又未晒菜,只吃从食堂领回的熟饭,尽管每日人均能吃到一斤粗粮,却仍然难以吃饱吃好,遂不免产生了饥饿的感觉.为减少饥饿,有些村庄生产条件较好,食堂管理人员关心群众生活,他们为使饭食增量而千方百计动脑筋.做成掺和着山药、萝卜、南瓜、甜菜的特制饭食,一斤小粮票就能吃到熟饭三、四斤,让社员勉强吃饱肚子.然而,大部分食堂却难以达到这样,只是按定量供应熟饭,以致不少社员家仅半个月就用完30天的小粮票. 粮票紧张,群众饥饿,有些大队采取权宜之计,食堂暂时停顿,把口粮按月供给社员,让其各自在家做饭,以缓解矛盾.然而,11月份全县开展了“反右倾,鼓干劲”运动,恢复与建立公共食堂再次掀起高潮.将未入食堂的鳏寡病残户也收揽入食堂,全县入食堂者达到99746户,所有农户基本上都入了食堂. 1959年,蔚县农业生产未能获得全面丰收,难以成为公共食堂的坚强后盾.跨入1960年,社员口粮每日仅能吃到5两,形势愈加严峻. 为渡过难关,响应“低指标,瓜菜代”的号召,全县普遍开展了抢收野生植物的群众运动.发动群众走向野外,广泛采集可食植物的种籽与茎叶,作为代食品.“吉家庄公社组织590人,4天采集稗子籽21890斤,再生黍子600多斤；暖泉公社6天时间,采集各种野菜、树叶91．6万斤,雨生粮食6937斤”（《蔚县大事记》）. 1960年9月初,“中共蔚县县委关于大搞代食品向全县人民发出‘动员令’.要求9月以前全县每人每天平均吃到0．3斤代食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