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农业大丰收,结果1959年一、二月就发生了全国性的缺粮、缺油风潮.大中城市蔬菜、肉供应减少.引起毛高度关注.这时,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在一份关于雷南县干部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中说,瞒产私分粮食七千万斤.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瞒产私分造成的.毛看了,于二月二十二日给中央批传赵的报告写了个批语：“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这时毛其实已意识到了公社“大”的弊端.1959年2月23日毛在河北省考察,后说：河北省先要一为大二为公,想统一,想统死,作了决议.到了一月中旬,觉得不对头了,省委赶紧转,到二月就下了决心.在调查中,毛泽东已察觉所有制上的问题,过去那种一大二公的公社存在严重问题,必须调整.是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讲所有制问题.他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麽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公社办工业不要太多.(912-913).
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3月5日).据薄一波回忆,“共产风”这个词是毛泽东在第二词郑州回忆上首先使用的.毛泽东：“现在有一个矛盾,相当严重的矛盾,”“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这究竟是什麽一回事呢?主要矛盾在什麽地方,我以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一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与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公社在1958年秋成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公社体制最基本的是要承认“除了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外,还有生产大队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个缺点.因为那时还不认识,下面的同志也就把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这就引起了农民的坚决抵抗.”第一次郑州会议他指出,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第二次郑州会议又进一步指出,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过程.(917)
所谓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调到公社来.”这些“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毛泽东出语惊人：“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917)
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成为制止“共产风”的基本政策.毛说：“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推动了我.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使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六中会议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担当起来.”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等,这一系列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对原先“一大二公”的否定.(915—923)
郑州会议后,毛泽东根据河南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经验,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贯彻郑州会议精神.这次毛泽东已从反复地调查和思考中获得了比较清楚地认识,不仅从认识上、政策上督促高级干部纠左,而且从行动上雷厉风行地纠左.郑州会议期间的三月二日凌晨四时半,他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个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他要求把郑州会议精神一下子捅到最基层.三月八日至十日,毛泽东先后批转湖北、安徽、湖南、广东省委关于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报告,再次强调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于农时有利”.这时,河南提出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与郑州会议定的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一致,为此,毛泽东于三月十五日又写了《党内通讯》：“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生产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在各县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由于生产队、作业组和大多数社员坚决主张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河南省委决定改变原决定,把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社,并于三月十八日将此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于三月十九日在报告上批语：“河南改变方针,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请各省、市、区党委注意.”不久,这个报告转发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