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孔子一样,孟子基本上也不多谈天命鬼神,但相信天命的存在,认为王位的传授是上天决定的.他说：“天与贤,则予贤；天与子,则与子”,指出尧传舜、舜传禹、而禹传子,并非尧、舜、禹所决定的,而是天命决定的.尧传舜,舜传禹,是因为尧的儿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禹传子,是因为禹之子“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而尧、舜“其子之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之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这就是殷商以来的“君权神授”之说.
孟子继承了西周重“人”的思想,在天命观念上与前人有新的不同理解.
他虽然讲君权是由上天授予的,但他认为,上天并不是直接发布授予君权之命,“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所谓“以行与事示之”,即“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因此,君权是“天与之,人与之”,即天人共同授予的,以此论证“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在这里,天是虚设的,人则是现实的.这实质上是假借天命下的人民百姓决定天子的命运.孟子在《离娄上》中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在孟子看来“莫为之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天命是一种外在的超自然力量,非人力所能左右.此中已蕴含有一种客观必然规律性的认识,这就是孟子提出的“势”与“时”范畴.他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公孙丑上》）.“势”与“时”指的就是一种客观必然；“乘势”、“待时”,即符合客观必然,就可以事半功倍,“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他用拔苗助长,不但无益于苗的生长,反而使苗枯槁而死的故事,说明违反客观必然规律,“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孟子也讲天时,但他所说的天时之天,已不是有意志的上帝之天,而是自然之天.从孟子讲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来看,其更重视的还是人事,他说：“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子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
孟子看人,主要是看到了民心的力量,认为民心的向背决定天下的命运.因此,他特别强调心的作用,提出“心之官则思”.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把“心”作为思维器官来认识的思想家,把心作为天地万物的根本.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有之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在孟子看来,“诚”是一种最高精神境界,他把“诚”视为“天知道”,“思诚”则是“人之道”.通过反思而达到了诚,也就“天人合一”了.因此,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尽心、知性,而达到知天,关键在于“诚”：“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矣”.孟子通过“诚”而沟通天人.这里的天已不是人格的神,而是具有道德含义的天.
孟子的“天人合一”论,既是赋有神学色彩的“天与”与“人与”相结合的天人合一论,又是赋有人文思辨色彩的、以“诚”沟通“天之道”与“人之道”的天人合一论.
至于后代,汉儒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论”则是孟子神学色彩的“天人合一论”的倒退；宋儒的“天人合一论”则是孟子思辨色彩的“天人合一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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