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党的领导人为什么要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其核心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实际,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一种工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它揭示了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普遍规律.它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形成.它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为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第一个“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但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实际情况和历史条件不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指出每一个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①（《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与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一定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既不同于欧美各国,也不同于俄国.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解决中国实践提出的新任务和新问题,并促进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它并没有结束真理的发展,而是为真理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包括它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而且还包括它的继承者对它的补充和发展.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
1840年,由鸦片战争开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失去了国家的独立,中华民族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而且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催生了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促进了中国新的阶级力量（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并促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缓慢启动.这样,近代以来中国就面临着双重的历史任务,一方面是使中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另一方面是使国家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实现社会现代化,争取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解放.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面对来自西方年轻先进的工业文明的冲击和挑战,沐浴着古老落后的农业文明的中国人,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就不能不思考：如何对待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如何对待西方的工业文明?曾经使中国在很长历史时期保持“天朝上国”地位的中国文化,能否担当民族复兴的重任?曾经使西方迅速崛起的资产阶级文明,能否使中国也迅速强大?依据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作为理论指导,围绕着“古今中西”问题,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许多志士仁人在各种文化背景下,提出了各种形式的救国方案.
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先进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态度积极而虔诚,学习的内容也逐步深入并且相当全面.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明派睁眼看世界,以洪秀全、洪仁玕为代表的农民阶级革命派,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经济领域推进的政治领域,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直接参照欧美的经验,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建立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不仅学习西方理论,而且付诸实践,他们建立过团体,组织过政党,举行过变法,发动了革命.问题在于,“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可谓太平天国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昙花一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建立起来的“民国”却徒有其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众所周知,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1919年以后特别是俄国共产党人的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形态,首先是以强调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特色的列宁主义的形式传人到中国来的.而那些在维经斯基等人帮助之下组成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进而又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之下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们,最初自然不能不以俄国共产党人为榜样.随着中国共产党很快成为同样依照俄国党的模式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它所处的地位自然更加复杂.因为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则,不仅中国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最严格的国际纪律”和“毫不迟疑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而且还必须接受共产国际派出的具有”最广泛的权力”的全权代表的监督和指导.这样一来,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理论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人,其头脑当中的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充满了俄国的味道”.在他们这时所起草的文件当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其中的浓厚的俄国色彩.因此,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曾由于过分地、不加分析地依赖苏联的经验而发生了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它,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是要把它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他在给一位美国女士的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他批评那些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是这样要求的,而且他们本人也是这样对待自己的理论的.江泽民把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归因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一百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历史,这种与时俱进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是“时间”意义上的与时俱进,即由于时代和历史阶段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反映新时代的新内容,从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列宁主义的形成.另一种是“空间”意义的与时俱进,即由于国度和历史条件的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不断充实不同国家的新经验,由此而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因而,马列主义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对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提出、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毛泽东说：“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始终要坚持的原则.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它包括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各阶级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中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就是不同阶段中国的最大实际.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特殊的国情,在旧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不仅革命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不一样,而且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也不可能相同；同样,在新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要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是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并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以及在这种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也是中国实际的主要内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和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人的正确认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它只能从社会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些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实际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十分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东方文明,有着独具特色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传统.这是一份非常宝贵的历史遗产,代表着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它渗透在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已经成为今天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和中国具体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其结果,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本身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从而具有了“中国作风”、“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并且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国历史文化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而推进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现代化.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时候的中国实际都不是孤立存在着的,它总是处于一定的时代背景和一定的国际环境之中.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它揭示了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普遍规律.它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形成.它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为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第一个“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但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实际情况和历史条件不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指出每一个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①（《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与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一定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既不同于欧美各国,也不同于俄国.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解决中国实践提出的新任务和新问题,并促进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它并没有结束真理的发展,而是为真理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包括它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而且还包括它的继承者对它的补充和发展.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
1840年,由鸦片战争开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失去了国家的独立,中华民族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而且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催生了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促进了中国新的阶级力量（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并促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缓慢启动.这样,近代以来中国就面临着双重的历史任务,一方面是使中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另一方面是使国家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实现社会现代化,争取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解放.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面对来自西方年轻先进的工业文明的冲击和挑战,沐浴着古老落后的农业文明的中国人,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就不能不思考：如何对待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如何对待西方的工业文明?曾经使中国在很长历史时期保持“天朝上国”地位的中国文化,能否担当民族复兴的重任?曾经使西方迅速崛起的资产阶级文明,能否使中国也迅速强大?依据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作为理论指导,围绕着“古今中西”问题,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许多志士仁人在各种文化背景下,提出了各种形式的救国方案.
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先进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态度积极而虔诚,学习的内容也逐步深入并且相当全面.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明派睁眼看世界,以洪秀全、洪仁玕为代表的农民阶级革命派,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经济领域推进的政治领域,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直接参照欧美的经验,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建立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不仅学习西方理论,而且付诸实践,他们建立过团体,组织过政党,举行过变法,发动了革命.问题在于,“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可谓太平天国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昙花一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建立起来的“民国”却徒有其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众所周知,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1919年以后特别是俄国共产党人的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形态,首先是以强调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特色的列宁主义的形式传人到中国来的.而那些在维经斯基等人帮助之下组成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进而又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之下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们,最初自然不能不以俄国共产党人为榜样.随着中国共产党很快成为同样依照俄国党的模式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它所处的地位自然更加复杂.因为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则,不仅中国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最严格的国际纪律”和“毫不迟疑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而且还必须接受共产国际派出的具有”最广泛的权力”的全权代表的监督和指导.这样一来,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理论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人,其头脑当中的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充满了俄国的味道”.在他们这时所起草的文件当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其中的浓厚的俄国色彩.因此,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曾由于过分地、不加分析地依赖苏联的经验而发生了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它,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是要把它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他在给一位美国女士的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他批评那些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是这样要求的,而且他们本人也是这样对待自己的理论的.江泽民把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归因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一百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历史,这种与时俱进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是“时间”意义上的与时俱进,即由于时代和历史阶段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反映新时代的新内容,从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列宁主义的形成.另一种是“空间”意义的与时俱进,即由于国度和历史条件的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不断充实不同国家的新经验,由此而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因而,马列主义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对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提出、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毛泽东说：“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始终要坚持的原则.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它包括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各阶级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中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就是不同阶段中国的最大实际.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特殊的国情,在旧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不仅革命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不一样,而且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也不可能相同；同样,在新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要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是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并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以及在这种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也是中国实际的主要内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和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人的正确认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它只能从社会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些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实际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十分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东方文明,有着独具特色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传统.这是一份非常宝贵的历史遗产,代表着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它渗透在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已经成为今天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和中国具体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其结果,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本身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从而具有了“中国作风”、“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并且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国历史文化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而推进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现代化.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时候的中国实际都不是孤立存在着的,它总是处于一定的时代背景和一定的国际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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