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人写回忆录一般以自述为主,力求真实.
不能虚饰,不能挟私
撰写回忆录,是一项恢复历史记忆的工作,需要对历史负责,不能虚饰,不能挟私.不仅需要有实事求是地审视自己和审视他人的客观态度,还需要借助当时的日记、笔记和文件等原始资料恢复历史的记忆,特别是需要有其他历史当事人的交流、印证和相互补充.例如周海婴回忆说,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曾回答知识界朋友提出的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学界立刻有人对此事提出质疑.随后又有黄宗英等人证实确有其事.这种“质疑——询证”的往复过程,其实并不带来难堪,而恰好是还原历史本然的要求,体现了探求真实的科学精神.当然,许多史实或许经过这样的过程仍难求证,但是经过这样的过程人们一定会向真实又靠近一步.可以这样说,人们的个体回忆都是不可避免地有着记忆上的误差,但如果在启发大家共同回忆的群言环境中,可以最大限度地修正这个误差.
旁征博引以求真实
在历史研究中,一向有“孤证不立”的老话,需要旁征博引以求真实.从存史的意义上说,不但需要大人物的回忆录,也需要小人物的回忆录；不但需要正面人物的回忆录,也需要反面人物的回忆录.从存史的价值上说,既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事废人.无论是出于自我标榜的需要,还是出于自我辩解的需要,其主观动机如何,并无大碍.有公心固然好,存私心也可以,都可以将自己经历的历史写出来.只要能够公之于众,公众自会有鉴别能力.史学一途,本是公器.各种类型的回忆录越多,对校正历史记忆所起的作用越大,越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客观、公正和准确
在存史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期望每个人的回忆都是客观、公正和准确的.实际上人们记忆上有意无意的疏漏、讹误,是回忆录中非常普遍的事情.但是,只要大家都能参与到存史过程中去,个体记忆上的错讹就会最大可能地得到矫正.
积极的存史态度
对复原历史的活动而言,不怕众说纷纭的嘈杂,只怕“舆论一律”的孤鸣；不怕百家争鸣的质疑,就怕鸦雀无声的寂静；不怕百花齐放的繁芜,就怕一花独放的单调；不怕当事人的回忆出错,就怕连出错的回忆录都没有了.历史的经历者,特别是经历过一些重大历史现场中硕果仅存的当事者和知情人,无论是为了对自己有所交代,还是为了对世人、对后人有所交代,都不应带走一段历史,而应有更为积极的存史态度.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对回忆录的撰写态度上,有些历史当事人并不太积极,甚至多有顾忌.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怕揭伤疤.已经愈合的伤疤不愿再触动,痛苦的往事不堪再回首,承担不了回忆过去的沉重,只想静静地安度晚年；一种是怕影响不好.事情已经过去了,再翻出“旧账”会刺激一些当事人,担心会产生不好影响,不如安于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