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及其现代意义
在中国哲学中,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表述为知与行的关系.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十分重视知行问题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其主要观点有：
第一,行先于知,由行致知.一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大都认为行先于知,主张由行而致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源泉.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行”放在对知识的掌握(学文)之先.墨子说：“言足以复行者常(尚)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尚)”.强调言行一致者值得崇尚.荀子把“行”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并对“行”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理解,他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先秦以后,历代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都有关于“行先于知”的论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他建立了“行先后知”、“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的比较完备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知行学说.
第二,知之明也,因知进行.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还辩证地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荀子说,“知明”则“行无过矣”.他认为有两类人：一类人知而后行,以知统行,这是“君子”；另一类人知而不行,知行脱节,这是“小人”.《礼记?大学》把“格物致知”放在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首.王夫之指出“知行终始不相离”,他既强调“力行而后知之真”,同时又提出“行听乎知”.孙中山提出“因知以进行”、“能知必能行”,指出人类的认识是在“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因其已知而更进于行”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
第三,以行验知,以行证知.孔子提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墨子认为,判断言论是非真伪的标准有三个,即以前人的间接经验、群众的直接经验、运用于社会政治的实际效果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荀子认为有价值的知识和言论必定是“有符验而可施行”的.韩非提出以“参验”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参验”的标准既包括事实的排列比较,经验的互相参照,也包括实践效果的验证.王充认为,对于各种知识和言论,要坚持以“效验”来“订其真伪,辨其虚实”.孙中山则明确提出,认识的正确与否,不仅要通过行才能得到证明,还要对实际生活产生功用.
第四,知行并进,相资为用.关于知和行的辩证关系,中国哲学史上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都认识到知行并举,相互促进.其中,尤以王夫之关于“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的论述最为明确和深刻.他既反对在知先和行后之间划一条截然界限,又反对混淆知行差别、取消先后次序的“知行合一”说.至于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把知行混同,是不可取的,但强调知与行不可分割这一点还是有合理之处的.如南宋的朱熹说的“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明代的王守仁提出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由于受当时的社会条件的限制,难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他们所提出的许多深刻的见解,对于我们仍具有启发意义；认真总结这些思想,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解,并可作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有益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