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于1991年12月25日正式解体!
一读《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有感
一、 情人沦为朋友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实行“一边倒”外交,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同盟关系,1950年2月14日,这是西方的情人节,就在这一天,中苏两国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标志着两国的关系如情侣般进入了“蜜月期”.并开始在各个方面稳定发展,而俩国关系的变化和情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异曲同工之妙,正题之前,先戏谑一番：中国好比贫穷落魄的青年书生,遇上的是富家千斤,这位千斤也是仇家的女儿（苏联脱胎于沙皇俄国,中国与沙皇俄国是有仇恨的）,但是这位千金小姐却是无辜的,而且她的进步理念（意识形态）与中国小伙子是一致的,这个成为了俩个人相识之初的结合点,也是在处理相关事物时遵循的大原则,俩个人把这个凌驾于一些利益之上,这也使得开始时的关系比较融洽,但是久而久之,矛盾总是会出现的,在处理一些具体事物当牵涉到俩人实在利益的时候,就显得纷争较大了,这个时候,理念上的一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再加上我们这位千金的大小姐脾气（大国沙文主义）时时会犯,严重伤害了青年的自尊心（民族感情）,穷则穷矣,脊梁不倒,所以青年人早先耐心和善的脾气也变了,这下子千金小姐想着要使手段使青年屈服,女人往往是极端的,于是乎,千金小姐掐断了对青年书生的经济上的资助（撤专家）,此时书生离大考的日子已经很近了,这对一心想着金榜提名（搞好经济,雄起于亚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穷书生来说可是致命的,穷书生空有骨气,没有钱买参考书复习,光靠着一本《四书集注》,那一年到底没考上,千金小姐还一直等着书生回心转意,到底没等到,隔了几年,书生上了金榜,那底气就更足了,从此陌路.（背景音乐：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二、前人之见
关于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前人的研究颇多,在此略述几中典型观点：
1． 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国家利益冲突论
中苏关系包括中共和苏共、中国与苏联相互关系这样两个层面.战后,苏联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总是以社会主义老大哥自居,不断表现出其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作风,这不仅损害了兄弟党和国家的利益,而且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尤其以波匈事件为甚,很好了暴露了这个问题.许多学者认为,苏联的大国作风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而中国则一直以来追求平等的原则,最终矛盾不可调和,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持这类观点的不在少数.
2． 意识形态分歧论
意识形态在各国的外交中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中苏之间,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是中苏结盟的纽带.而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关于如何评价斯大林,怎样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怎样估计革命与战争的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中苏同盟的破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发展到后来,两个执政党之间的论战都上升到了马列主义的高度,是“你死我活”的境界.但是,“中苏两党及其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相互曾多次作出妥协和让步,尽力维护团结,减少分歧.如果没有其他更关键的因素,意识形态分歧不可能将中苏关系引向绝境.”（骆晓会语）我以为这个分析是中肯的,如果没有更原则性的分歧,两国关系还不至于走到破裂的边缘,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旁观系破裂的催化剂.（孙泽学、唐年新语）
我个人其实并不同意意识形态分歧论,因为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国家之间的交流中没有明显的消极影响.国家之间的差异,意识形态只是其中的一种,亨廷顿就划分了两个政治分类维度,在他的划分中,中苏和美英是在一个维度中的.真的是交流无界限.当然,中苏关系要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作分析,但也千万不能局限其中.
3． 中苏两国领导人个人因素论
不想重复历史唯物论关于正确认识和评价个人在历史中作用.只是想说,领导人在国家外交中的作用往往是无形的,领导人的个性,风格,思想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特别在那个时代,中苏俩国在这点上有共同之处.杨奎松在《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一文中认为,中苏两国领袖在革命理念上的歧异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双方关系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的过程中,两国党的领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具有决定性” 李丹慧认为,中苏最高领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从本国立场出发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是确定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间还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
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视野》 中共党史研究,1997）
4． 冷战思维论
40 多年的“冷战”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苏关系亦不例外.“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击金门”等事件其实并不足以导致双方最后的决裂,但是双方在同一个问题上的不同的看法和立场,显示了双方的不默契,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双方越来越容易争吵而且互不妥协,冷战思维在其中是有影响的,在那种国际环境下,双方都没有走出冷战思维的巢穴.
总之,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上的恩怨和现实的冲突；国家战略利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社会背景与个人因素等等.
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沈志华认为:“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某种结构性失衡”（沈志华. 《 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五期）党际间领导与被领导的范式代替了国家见的正常和平等的交际.特别是如中苏这样的两党都是执政党的尤其如是,时间一长,结果也就越糟糕.而所提到的“某种结构性的失衡”我想原由也是因为特殊的年代,特殊的体制导致的缺陷.即国家间的对话很多时候为党的关系所取代,党的关系很多时候又为领导者个人关系所取代,从而形成不了现代政治中的沟通双方的有保障性的制度化的渠道和周期性的双边对话.保障利益从长远来看,靠的不是人,而是制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论文的最后一句话：“而不应该仅仅去追究哪一方的责任.”我想这个是很值得国人去好好思索一下的,千百年来,中国讲的是人情事故,这个是传统中国社会所特别重视的成分,而在行为方式上,中国人自认为是中庸,其实不然,是另一面的极端主义：关系熟的可以糊涂了事,而关系差的就会争个分明.心里的天平总是倾斜的,常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制度化的保障.可以很不客气地说,嘴上讲着原则的时候,做事情时却很容易丢失原则.所以在在看待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时,只讲苏联怎么样怎么样,苏联的大国主义固然对中国有伤害,但中国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吗?好象不见得.研究分析问题是在搞清楚历史真相的同时希冀从中获得些借鉴,并非是要从历史的坟堆里拉死人出来做大批判的.说苏联的大国作风伤害了中国,那么,斯大林时期应该是苏联民族主义和大国作风最厉害的时期,为什么在斯大林时期中苏没有决裂,而到几年过后才决裂呢?显然,以苏联的大国主义对中国造成了伤害来解释中苏间的决裂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