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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怎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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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补答
一、农村经济和农民丅主活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却没有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未能在中国农村造成一个大的变动.但是,中国的农村经济在辛亥革命后仍然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
封建土地关系出现若干变化.在土地占有形式上,官田、公产私有化的现象,在辛亥革命以后日益普遍.官田多指前清的旗地和屯田,主要是通过“丈放”的名义转归私人,数量大,地段相对集中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公产多属寺、观、会馆和宗祠的占地,主要被大小军阀和外国教堂直接提卖或强占,地权转属私人.由于北洋政丅府和清朝废帝相互勾结,再加上外国教堂在义和团运动后不断以索取赔偿损失为借口夺占土地,中国各种官、公田产在这一时期迅速地大量转为私田.
在土地买卖过程中,辛亥革命后还突破了一些宗法关系的束缚,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农村卖地族人优先购买的传统.根据南京临时政丅府的法令,国民是平等的,国民手中的任何私产,包括土地在内,都受到法律的保护.至于土地卖于何人,当然也归田主自由选择.尽管农村的宗族势力根深蒂固,但受到法律保护的土地买卖,还是突破了一些家族势力的限制,开始自由交易.这就产生了两个明显的影响：一是土地买卖因此愈加频繁,土地兼并有增无减,土地集中的现象更为严重；二是在土地转手较快的地区,逐渐打破了永佃制的束缚,先改永租佃为长期租佃,进而向短期租佃发展.
在地主阶级的构成上,辛亥革命后出现了一批有政丅治背景的大地主.在这批大地主中主要有：一、北洋军阀和其他军阀.他们依仗权势,在自己的地盘上吞夺公田,圈占荒地,强买民田,短期内便掠夺了大量土地.袁世凯在河南有地400顷,张敬尧在霍邱、倪嗣冲在阜阳各有地七、八万亩以上,李厚基在苏北徐海一带有地200多顷.在当时有名的大地主中,找不出几个不是军阀的.二、商人和高利贷者.他们手中积累了相当的资金,又怕投资新式企业冒风险,宁肯投资土地坐收地租,然后再把地租收入转化为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成为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三、外国教堂传教士和外商.他们依靠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不断强占土地或通过买办到农村收买土地,招民垦种,或直接经营农场.
在地租剥削方式上,辛亥革命以后实物地租仍占绝对优势,但货币地租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已有增长的趋势.在经济发达的江、浙等许多省份,货币地租约占地租总额的25％左右.此外,有押租的田在租田中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如江苏昆山的押租田,1905年占全部租田的25.1％,1914年增加到40％；南通的押租田,1905年已高达72.9％,1914年还增加到76.7％.押租在退押时虽然要退还佃农,但地主却因此已多得了一笔息金.押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是地主利用农民破产求佃者日多的机会,对佃农加强制约和剥削的一种新手段.
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品化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在辛亥革命后都有增长.粮食的商品量,1910年为212.1亿公斤,1919年增至263.4亿公斤.经济作物中,大豆的商品量增长最快,1910年为3237万担,1919年增至5738.5万担.仅次于大豆商品量的是棉花,1910年为490万担,1919年增至790万担.商品量增长较慢的是烟叶,到1919年,也从辛亥革命前夜的172.4万担增为226.8万担.随着这些农产品的商品量不断增长,它们的商品率也在不断提高.以粮食、棉花为例,它们在辛亥革命前的商品率分别为16％和33％,到1919年分别增长到22％和42％.
为了满足经济作物需求的日益增长,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据不完整的调查统计资料表明,1904至1909年和1914至1919年两段时间内,大多数经济作物所占耕地的百分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大豆由8％增长到9％,油菜籽由15％增长到21％,花生由4％增长到10％,芝麻由4％增长到8％,棉花则由11％增长到14％.经济作物耕种面积的扩大,势必影响粮食的种植面积.在同一时期内,粮食作物除小麦、玉米种植面积略有增加外,其他品种的耕地面积不是持乎就是下降.尤其是在几种主要经济作物的产区,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到五四运动前夕,大豆60—70％产于东北,其播种面积竟占到东北耕地面积的50.7％；花生80％产在山东,其播种面积占全省耕地面积的45％；烟草45％产在河南,也占全省耕地面积的29％,这不仅形成了一些新的专门化农业区,而且出现了专门种植某种经济作物的专业户,进一步加速这些地区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以及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当然,经济作物排斥粮食作物的现象,在辛亥革命后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在一些非经济作物种植区和商品经济落后的省份,这科变化并不大.
在一般情况下,农业经济的日益商品化,必然导致农业资本主义的增长.而在辛亥革命后,中国农产品商品化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掠夺原料而引起的.因此,它的发展变化主要是取决于世界市场的需要.中国早期发展的经济作物如茶叶、甘蔗,因受国际市场的竞争而衰落；另外一些经济作物如棉花、大豆、烟草等,由于世界市场的需要而大量发展.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农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并给帝国主义的一些垄断组织直接深入中国农村、干预农民的生产提供了机会.例如,1913年英美烟草公司在山东坊子一带,以供给农民种籽、指导种植技术和将来收购产品为条件,引诱当地农民种植烟草,几年后坊子附近的麦田大部改成了烟田.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区也存在,从而使越来越多的经济作物专业户受到外国垄断组织的操纵、奴役和压榨.
随着农村经济作物的迅速发展,还形成了一批进行农产品加工的手工业区,农村手工业产品也日益商品化.在全国闻名的手纺织区,河北高阳县,1917至1919年最盛时年产布500余万匹；河 北定县,1915年最盛时输出土布400余万匹.在全国闻名的卷烟区山东、河南、安徽三省的烤烟产量,1916年为2400万磅,192丅0年增为7200万磅.①在全国著名的榨油区,仅东北哈尔滨附近的油坊就达2000余家.
随着农村手工业商品化的发展,手工业者出现了两极分化,其中又以手纺业主的分化最为明显.广大农民织户破产,愈来愈多地变为向商人领纱织布、仅拿微薄工资的织户.如河北高阳的这种织户在1912年占全部织户的34.5％,到1917年增为69.2％.50000008_469_2②而少数资金雄厚的织户,雇佣织工,扩大生产.这种资力雄厚的织户,一般是农村的地主和富农.
农垦公司的大量增加.辛亥革命后,在南京临时政丅府提倡“振兴实业”、“垦植荒地”的鼓励下,进行专门化生产的农垦公司有了显著增加,十余年间有300多个,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山西、吉林、内蒙、察哈尔等省,尤其以苏北盐垦区、内蒙和东北三省较多.据不完全的统计,江苏历年设立的这类公司,1912年有27家,1915年有28家,1917年有34家,1919年增为41家.这些农垦公司基本上可分为三类：一是从事蔬菜、养蜂、牛奶、果园、粮食等农副产品生产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这类公司多设在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的大城市郊区,一般规模不大.如上丅海资本家穆湘瑶、葛敬中在郊区杨思乡创办的蔬菜种植场,重庆商人赵楚梅等在广元坝创办的树言公司等.也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如广东华侨陈国圻在黑龙江汤源县创办的兴东公司,有资金十五六万元,自备拖拉机和面粉机,招工垦荒种植小麦,经营机器磨面,兼营畜牧等业务.所得粮食、面粉,除供应本地外,还由梧桐河运入松花江,上销三姓、伯力,下运哈尔滨等地,获利丰厚.这些农场都采用雇工劳动,并引进了部分农业机械和新品种,产品供应市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二是采用自垦和租佃双重形式的公司.它们一般都划出一部分土地自己经营植棉、畜牧等事业,雇工劳动；其余大部分土地招佃种植,坐收地租.这类公司以江苏省出现最早,数量也最多,仅苏北一地就有50多个.三是利用特权低价领垦土地,然后转手出租的农垦公司.它们主要分布在东三省和内蒙的官地放垦区,一般规模较大,常由官方办理垦务的机构和地方军阀、豪绅巨贾互相勾结组成的.这类公司名为垦务,实为土地投机组织,不是一种生产性的经济实体,与一般生产性的农垦公司有根本的区别.总之,农垦公司的大量创办,表明在这一时期中国农业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就整个中国农村经济来看,它们所占的比重很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这些农垦公司发展十分艰难,有的夭折,有的负债累累,有的向封建地主经济逆转,到2丅0年代未即陷入了长期衰滞状态.
中国的农村经济,在辛亥革命后虽然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但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生产连遭破坏,农民倍受剥削掠夺.当时,北洋政丅府为镇丅压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不断增加军费,1916年1亿余元,到1918年就增到2.03亿元,其他开支还不计算在内.而常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1亿元,赤字非常严重.北洋政丅府为解决如此巨大的开支,于是大肆向人民进行搜刮掠夺.一是大量发行公债,从1912至1919年,实发额达3.06亿元,为清政丅府实发额的五倍以上.二是滥铸硬币和滥发纸币.由于所铸铜元表面价值超过实际价值,单铜子每百枚可获纯利银洋一角余,双铜子每百枚至少可获银洋二角六分.至于纸币发行更是名目繁多.
混乱异常.各地军阀往往擅自发行军用票、金库券、加印官票和军需兑换券等,票额越来越大,币值越来越低.如张作霖1917年发行的大洋票,到2丅0年代低到只有原价的四分之一.三是增加田赋、盐税和其他杂捐杂税.据不完全的统计,各地田赋正税在辛亥革命后有很大增长,有的地区增长50.6％,而田赋附加税则增长了二至三倍.盐税自1913年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后,收支权都操在外人手里,各地军阀为了筹措经费便擅自增加盐的附加税捐.据估计,全国盐的正附税在辛亥革命后约增加了二倍以上,引起盐价飞涨,民不聊生.至于各种杂捐杂税,更是不胜枚举.北洋政丅府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增加收入,归根到底主要都落在广大农民的身上,从而加速了广大农民的破产.
辛亥革命后,人祸之外,天灾也几乎连年不断.据北丅京商部不完全的统计,1913年全国受水、旱、风、虫等各种灾害的地区,不下6.5亿多亩,1918年受灾区域仍有6100多万亩.1914至1918年四年内,农户减少1564万多户,耕地面积减少了2.6亿多亩,荒地增加了4亿多亩.这不仅使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危害,而且造成了饥民成群、盗匪四起,还有无数人被夺去了生命财产.再加上连年战火、兵匪抢劫、拉夫派差,更使生产陷于停顿,交通四处阻塞,社会秩序十分混乱.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已把广大农民推向更加悲惨的境地.实在难以生活下去的穷苦农民不得不愈来愈多地铤而走险,纷纷参加到农民起义的队伍中来.
二、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从19世纪70年代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诞生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开办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约700个,资本总额仅1.3亿多元.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民族工业的发展十分缓慢.
辛亥革命给封建制度以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丅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掌握了南京临时政丅府的领导权外,还有不少商界人士参加各地的军政机构,担任了要职.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为了笼络资产阶级,取得他们的支持,也吸收其中的代表人物如陈其美、周学熙、张春等担任工商总长、财政总长的职务.资产阶级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制订出若干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工商部于1912年12月5日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规定工艺品的发明者有权申请专利；1914年1月公布了《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1915年公布了《农商部奖章规则》等.这些条例虽然未尽完善,有些规定因时局多变也未能付诸实行,但它们终究解除了清政丅府原来对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也逐步废除了一些封建性的专利垄断.南京临时政丅府关于“振兴实业”的舆论宣传,和为此而着力提倡国货运动,激励了工商业者投资开办工厂,爱国华侨也竞相归国投资办厂和努力推销国货产品.1915年日本提出阴谋灭丅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全国人民更掀起了大规模的抵丅制日货运动,一时间人人以用国货为荣,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一直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和压力.这种障碍和压力,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地有所缓和.根据海关统计,中国在1913年的进口总额为5.7亿余两,1915年减至4.5亿余两,减少了五分之一左右.以后逐年递减,到1918年,法国货的进口额比战前减少了三分之一,英国货减少了一半,德国货则完全停止进口.与此同时,由于交战国急需从中国进口大量的面粉和日用百货,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出现了年年增长的趋势,1913年为4.03亿两,除1914年略有下降外,此后四年都比1913年增长了14.8％到20.5％.由于商品进口减少,出口增加,中国多年来入超逐年严重的情况也有所缓解,由2亿多海关两减至3000多万海关两.①进口下降,出口增加,而国内市场的需求并未减少.国内市场及出口的需要,刺激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办厂、追求利润的要求.
辛亥革命的推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较大的发展,从1912至1919年,中国新建的厂矿企业达470多家,投资近1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到1.3亿元以上,相当于辛亥革命前50年的投资总额.②中国工厂使用的蒸汽动力,1913年为43448马力,1918年为82750马力,约增长了一倍.③
在辛亥革命后开办的企业中,以纺织和面粉工业发展最快,针织、印刷等轻工业也有不少进展.纺织工业,1913年前全国共有231家工厂,资本3254.7万元,到192丅0年已增到475家工厂,资本8275万元.纺纱业1913年共有纱锭65万枚,到1919年增为118万枚.纱厂的盈利也很丰厚,16支纱在1914年每包盈利为19.58元,1917年达36.93元,1919年更高达70.56元.④同一时期,布机由2016台增为2650台,厂数和纱锭、布机数在短短几年内就超过以往20多年所有积累的两倍多,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面粉业在辛亥革命前基础薄弱,在1896至1912年的17年间,民族资本开设的厂才47家,占国内面粉厂的52.2％,生产能力占39.8％.而1913至1921年的9年间,全国就设立了123家面粉厂,其中民族资本经营的有105家,占全部新设厂的85.4％；生产能力占新设厂生产能力总数的82.2％.被誉为“面粉大王”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所创办的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在这一时期已由辛亥革命前的2个厂、4个粉磨发展到11个厂、300多个粉磨.从面粉进出口来看,1912至1914年每年入超都在200万担以上,从1915年起开始出超19000余担,到192丅0年,出超达到300多万担.
其他如火柴业,1911年全国30家左右,到1919年增加了43家,192丅0年又增加了23家,成为民族火柴业发展最快的一年.①针织业是这一时期的新兴行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素来盛销中国的德国杉袜,来源告竭,货价昂贵,各地针织工厂一时风起云涌,1913年21家,1914年67家,1915年85家.一些设备先进的工厂大多集中在上丅海.到1922年,上丅海装有电机的针织厂有8家,其中以1917年创办的中华第一针织厂规模最大,有210台织袜机,52台罗纹车,246台织袜头机,26台摇纱机.这种情况在上丅海以外的工厂很难见到,外地工厂普遍使用手摇机织制.印刷工业在辛亥革命后,也随着学校、报馆、杂志社和书店的日渐发展而不断兴旺.中华书局印刷所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诞生的,并以率先出版中丅华民国小学语文课本打开局面,以致“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竭力应付,基础于是乎立”.②此外,如罐头、蛋粉、皮革、制纸、卷烟、玻璃、陶瓷、榨油、肥皂等轻工业亦有相当发展.
随着轻工业的发展,重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发展.钢铁冶炼业,1914年开始兴建大冶铁厂等六个钢铁厂,1916年建立宣化的龙关（后改为龙烟）铁矿公司,1917年上丅海成丅立和兴钢铁公司,1918年北丅京石景山钢铁厂开始兴建.采煤业,全国华商机器采煤量,由1912年80万吨到1919年增至330万吨.使用动力机械的工厂,1913年只有400至600家,到1921年增加到2000多家.①电力、运输和金融业也得到了发展.1913年,全国共有电力工业30家,到1918年增至81家,五年增加了51家,占全国电厂总数的62％.在运输方面,以轮船为例,1913年有133230吨,1919年增为287592吨,六年增了115％.金融业方面,以新式银行为例,1913年全国共有银行15家,资本1.1488亿元；到1919年六年间新增银行42家,资本1.0276亿元.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也加快了,拥有巨额资本的大企业有所增多.1912年,资本百万元以上的大企业约25个,1919年,增加到43个.拥有资本1200万元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以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
除新设厂矿外,原有厂矿大部分积极扩充.不仅轻工业普遍增加投资,一批手工业作坊也迅速向近代化机器工业转化.如上丅海丝织业,“辛亥以前,厂户多用木机、铁机,以制造绸货.至民国四年,物华厂装置电力织机,出品精良,营业大振,于是继之者如雨后春笋”.②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暂时的发展,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长.1914年3月15日,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丅立.实力不断增强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矛盾加深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要求也日渐强烈.
中国民族工业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也仍然很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并没有改变.
首先,中国民族工业是趁欧美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暇东顾的机会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因此,这种发展是很短暂的.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列强又都卷土重来,中国的民族工业立即开始萎缩,逐渐萧条.出口量猛增的面粉战后急剧下跌,马上转为入超.“铁厂积货如山,无人过问,至于闭炉停机.纱厂结账,大多无利…….其他工业亦皆消沉.”①大战期间民族工业的兴旺发达的景象,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其次,中国民族工业在大战期间的发展多集中在轻工业,发展较快的部门一是为帝国主义战争提供战略物质的面粉业、纺织业等；二是帝国主义禁止出口的机械五金业,中国的机械五金工厂在192丅0年已由战前的101家增至252家；三是帝国主义顾不上的针织等行业.因此,中国民族工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还是跟着帝国主义市场的需求转,发展是畸形的、零乱的,根本无法形成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第三,中国民族工业在大战期间虽然出现了一些上百万元的大公司,但发展较快的还是中小企业和工场手工业.据统计,从1903年到1908年,注册公司数是127家,资本总额为5122万元.
平均每年设立公司21家,每个公司的平均资本为40.5万元.从1913年到1915年,新注册的公司数为124家,资本总额2442万元,平均每年设立公司41家,每个公司的平均资本为19.6万元.辛亥革命后每年平均新注册的公司虽较前期增加了一倍,但各厂的平均资本却少了一倍多,显然是小资本多于大资本,中小厂家增多之故.
第四,中国民族工业即使在发展较快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以纺织和采煤为例,一直到1919年,中国75.6％的机械采煤工业、46.7％的纺锭和59.2％的布机,还是操纵在帝国主义手里.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更趁欧战期间积极在华扩充势力.它出兵强占青岛,不仅把德国在该地的所有工厂都据为己有,而且迅速地在山东各地开矿建厂,很快就拥有了130多家厂矿企业.日本这时在对华贸易方面,已取代英国而跃居第一位,在金融方面,在华新设了五家银行,接近同时期外国在华新设银行的三分之二；在抢夺利权方面,独占了这一时期的铁路投资,实力急剧膨胀.美帝国主义在这期间也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到1919年,在对华贸易和航运方面都仅次于日、英而跃居第三位.
民族工业发展中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仍是微弱的.辛亥革命后几次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都由于软弱无力而归于失败.
三、工人阶级的成长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外国在华投资增加,中国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辛亥革命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不超过60万人,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已达200万人左右.他们虽然成长较晚,人数较少,但非常集中,大多数在上丅海、武汉、广州、天津、青岛、济南、哈尔滨、无锡等工业城市及矿区；集中在铁路、矿山、航运、造船、纺织、面粉等企业中,帝国主义在华厂矿,由于规模大投资多,集中工人较多自不待言,就是本国开设的厂矿,也往往因为技术水平低而采用工人多,工人也很集中.这种集中性,有利于工人阶级组织程度和斗争水平的提高.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剥削.包工制、把头制、监工制、学徒制等封建勒索和压榨普遍存在.克扣工资、打骂工人是常见的.中国工人工资之低,工时之长,是世界罕见的.1919年前后,一般产业工人,不过勉强维持个人温饱：满铁企业中的华工工资仅相当于日人的四分之一,最低的女工工资只有五分.工时一般是十二小时,多达十五六个小时.①星期日多无休息.根本没有劳动保护和安全措施.如日本控制的抚顺煤矿,1913年一年间就发生事故2000余起,死伤工人3000多人.1917年1月11日,一次爆炸事丅件,就死亡工人900多名.
中国近代工人在政丅治上毫无民丅主丅权利.反动的北洋军阀政丅府,先后颁布了《中丅华民国暂行新刑律》、《治安警丅察条例》、《治安警丅察法》,把工人罢丅工列为“妨害秩序罪”和“骚丅乱罪”.如1914年的《治安警丅察法》第一章明文规定：“最高当局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宁……起见,决定采取警丅察力量,防止一切工人结合与行动.”
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与压迫,“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②
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罢丅工的次数愈来愈多,罢丅工规模和斗争水平都有显著提高,从1912年到1919年5月的七年间,罢丅工达130多次,比辛亥革命前的七年增加了一倍还多.1916年以后,罢丅工次数逐年增加,这年为17次,1917年为23次,1918年增到30次,1919年仅头五个月间就达19次,反映了工人运动日益走向高涨.罢丅工的规模也大多超过辛亥革命前的斗争.如1915年日商上丅海第五纱厂工人罢丅工、1917年上丅海英美烟厂工人罢丅工、1918年三新纱厂工人罢丅工,每次都有几千工人参加.工人罢丅工中还出现互相支援和举行同盟罢丅工,已由分散发展到联合斗争.如1914年上丅海招商局、太古、怡和三个轮船公司的中国海员为响应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总同盟罢丅工,1915年苏州丝业工人举行全行业的同盟罢丅工,1916年北丅京等地支援天津法租界工人同盟大罢丅工举行罢丅工,1917年上丅海中华书局印刷厂等支援商务印书馆印刷工人罢丅工而罢丅工.这些罢丅工表现出工人阶级无私团结的阶级品质.
辛亥革命后工人罢丅工,多为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不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而举行的.但罢丅工也日益明显地开始由经济斗争转向反帝反封建的政丅治斗争.
1915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和1916年反对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的斗争,是这一时期两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军阀卖国的政丅治斗争.工人成为这两次斗争的主力,并用同盟罢丅工把斗争推向高潮.
1915年在反对袁世凯卖国政丅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中,上丅海日本企业的中国工人几乎全部参加斗争.长沙等许多地方工人举行罢丅工和示丅威游丅行,抵丅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袁世凯卖国.1916年天津反对法国强占老西开的斗争,更显示了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老西开靠近天津法租界,法国帝国主义者早在清朝光绪年间就企图把老西开并入租界.1915年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法国公使乘机向北洋军阀政丅府提出这个无理要求,并于次年10月17日强占了老西开.北洋军阀政丅府已表示“未尝不可”,承认了法国的要求.天津人民却立即掀起反抗怒潮,举行数千人公民大会,声讨法帝国主义的罪行.在法租界和法国企业中的工人决议实行同盟大罢丅工.11月14日,首先在法国经营的工厂.电灯公司、电信局开始同盟罢丅工,其他工种的中国工人也相继罢丅工,甚至巡捕、男女佣工“亦全体告退”.罢丅工工人以一致行动,粉碎了法帝国主义的增薪收卖、分化破坏行动.①在天津工人大罢丅工的有力推动下,学生罢丅课,商人罢市.北丅京等他的工人也积极罢丅工支援.天津罢丅工斗争坚持五、六个月之久,取得一定胜利.
中国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要求成丅立近代的工会组织以适应新的斗争.1912年,上丅海出现以徐企文为首的“中丅华民国工党”,它是改良性质的工团组织,既有工人、技术人员参加,也有资本家参加,后被反动政丅府解散.除上丅海外,武汉、长沙、天津、广州等地都出现了早期的工会组织,曾领导过罢丅工和在争取工人福利方面做了些工作.这些工会也都先后被破坏.
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日趋高涨,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已开始由自在的阶段向自为的阶段转变.正如毛丅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却没有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未能在中国农村造成一个大的变动.但是,中国的农村经济在辛亥革命后仍然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
封建土地关系出现若干变化.在土地占有形式上,官田、公产私有化的现象,在辛亥革命以后日益普遍.官田多指前清的旗地和屯田,主要是通过“丈放”的名义转归私人,数量大,地段相对集中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公产多属寺、观、会馆和宗祠的占地,主要被大小军阀和外国教堂直接提卖或强占,地权转属私人.由于北洋政丅府和清朝废帝相互勾结,再加上外国教堂在义和团运动后不断以索取赔偿损失为借口夺占土地,中国各种官、公田产在这一时期迅速地大量转为私田.
在土地买卖过程中,辛亥革命后还突破了一些宗法关系的束缚,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农村卖地族人优先购买的传统.根据南京临时政丅府的法令,国民是平等的,国民手中的任何私产,包括土地在内,都受到法律的保护.至于土地卖于何人,当然也归田主自由选择.尽管农村的宗族势力根深蒂固,但受到法律保护的土地买卖,还是突破了一些家族势力的限制,开始自由交易.这就产生了两个明显的影响：一是土地买卖因此愈加频繁,土地兼并有增无减,土地集中的现象更为严重；二是在土地转手较快的地区,逐渐打破了永佃制的束缚,先改永租佃为长期租佃,进而向短期租佃发展.
在地主阶级的构成上,辛亥革命后出现了一批有政丅治背景的大地主.在这批大地主中主要有：一、北洋军阀和其他军阀.他们依仗权势,在自己的地盘上吞夺公田,圈占荒地,强买民田,短期内便掠夺了大量土地.袁世凯在河南有地400顷,张敬尧在霍邱、倪嗣冲在阜阳各有地七、八万亩以上,李厚基在苏北徐海一带有地200多顷.在当时有名的大地主中,找不出几个不是军阀的.二、商人和高利贷者.他们手中积累了相当的资金,又怕投资新式企业冒风险,宁肯投资土地坐收地租,然后再把地租收入转化为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成为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三、外国教堂传教士和外商.他们依靠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不断强占土地或通过买办到农村收买土地,招民垦种,或直接经营农场.
在地租剥削方式上,辛亥革命以后实物地租仍占绝对优势,但货币地租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已有增长的趋势.在经济发达的江、浙等许多省份,货币地租约占地租总额的25％左右.此外,有押租的田在租田中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如江苏昆山的押租田,1905年占全部租田的25.1％,1914年增加到40％；南通的押租田,1905年已高达72.9％,1914年还增加到76.7％.押租在退押时虽然要退还佃农,但地主却因此已多得了一笔息金.押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是地主利用农民破产求佃者日多的机会,对佃农加强制约和剥削的一种新手段.
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品化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在辛亥革命后都有增长.粮食的商品量,1910年为212.1亿公斤,1919年增至263.4亿公斤.经济作物中,大豆的商品量增长最快,1910年为3237万担,1919年增至5738.5万担.仅次于大豆商品量的是棉花,1910年为490万担,1919年增至790万担.商品量增长较慢的是烟叶,到1919年,也从辛亥革命前夜的172.4万担增为226.8万担.随着这些农产品的商品量不断增长,它们的商品率也在不断提高.以粮食、棉花为例,它们在辛亥革命前的商品率分别为16％和33％,到1919年分别增长到22％和42％.
为了满足经济作物需求的日益增长,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据不完整的调查统计资料表明,1904至1909年和1914至1919年两段时间内,大多数经济作物所占耕地的百分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大豆由8％增长到9％,油菜籽由15％增长到21％,花生由4％增长到10％,芝麻由4％增长到8％,棉花则由11％增长到14％.经济作物耕种面积的扩大,势必影响粮食的种植面积.在同一时期内,粮食作物除小麦、玉米种植面积略有增加外,其他品种的耕地面积不是持乎就是下降.尤其是在几种主要经济作物的产区,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到五四运动前夕,大豆60—70％产于东北,其播种面积竟占到东北耕地面积的50.7％；花生80％产在山东,其播种面积占全省耕地面积的45％；烟草45％产在河南,也占全省耕地面积的29％,这不仅形成了一些新的专门化农业区,而且出现了专门种植某种经济作物的专业户,进一步加速这些地区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以及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当然,经济作物排斥粮食作物的现象,在辛亥革命后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在一些非经济作物种植区和商品经济落后的省份,这科变化并不大.
在一般情况下,农业经济的日益商品化,必然导致农业资本主义的增长.而在辛亥革命后,中国农产品商品化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掠夺原料而引起的.因此,它的发展变化主要是取决于世界市场的需要.中国早期发展的经济作物如茶叶、甘蔗,因受国际市场的竞争而衰落；另外一些经济作物如棉花、大豆、烟草等,由于世界市场的需要而大量发展.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农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并给帝国主义的一些垄断组织直接深入中国农村、干预农民的生产提供了机会.例如,1913年英美烟草公司在山东坊子一带,以供给农民种籽、指导种植技术和将来收购产品为条件,引诱当地农民种植烟草,几年后坊子附近的麦田大部改成了烟田.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区也存在,从而使越来越多的经济作物专业户受到外国垄断组织的操纵、奴役和压榨.
随着农村经济作物的迅速发展,还形成了一批进行农产品加工的手工业区,农村手工业产品也日益商品化.在全国闻名的手纺织区,河北高阳县,1917至1919年最盛时年产布500余万匹；河 北定县,1915年最盛时输出土布400余万匹.在全国闻名的卷烟区山东、河南、安徽三省的烤烟产量,1916年为2400万磅,192丅0年增为7200万磅.①在全国著名的榨油区,仅东北哈尔滨附近的油坊就达2000余家.
随着农村手工业商品化的发展,手工业者出现了两极分化,其中又以手纺业主的分化最为明显.广大农民织户破产,愈来愈多地变为向商人领纱织布、仅拿微薄工资的织户.如河北高阳的这种织户在1912年占全部织户的34.5％,到1917年增为69.2％.50000008_469_2②而少数资金雄厚的织户,雇佣织工,扩大生产.这种资力雄厚的织户,一般是农村的地主和富农.
农垦公司的大量增加.辛亥革命后,在南京临时政丅府提倡“振兴实业”、“垦植荒地”的鼓励下,进行专门化生产的农垦公司有了显著增加,十余年间有300多个,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山西、吉林、内蒙、察哈尔等省,尤其以苏北盐垦区、内蒙和东北三省较多.据不完全的统计,江苏历年设立的这类公司,1912年有27家,1915年有28家,1917年有34家,1919年增为41家.这些农垦公司基本上可分为三类：一是从事蔬菜、养蜂、牛奶、果园、粮食等农副产品生产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这类公司多设在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的大城市郊区,一般规模不大.如上丅海资本家穆湘瑶、葛敬中在郊区杨思乡创办的蔬菜种植场,重庆商人赵楚梅等在广元坝创办的树言公司等.也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如广东华侨陈国圻在黑龙江汤源县创办的兴东公司,有资金十五六万元,自备拖拉机和面粉机,招工垦荒种植小麦,经营机器磨面,兼营畜牧等业务.所得粮食、面粉,除供应本地外,还由梧桐河运入松花江,上销三姓、伯力,下运哈尔滨等地,获利丰厚.这些农场都采用雇工劳动,并引进了部分农业机械和新品种,产品供应市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二是采用自垦和租佃双重形式的公司.它们一般都划出一部分土地自己经营植棉、畜牧等事业,雇工劳动；其余大部分土地招佃种植,坐收地租.这类公司以江苏省出现最早,数量也最多,仅苏北一地就有50多个.三是利用特权低价领垦土地,然后转手出租的农垦公司.它们主要分布在东三省和内蒙的官地放垦区,一般规模较大,常由官方办理垦务的机构和地方军阀、豪绅巨贾互相勾结组成的.这类公司名为垦务,实为土地投机组织,不是一种生产性的经济实体,与一般生产性的农垦公司有根本的区别.总之,农垦公司的大量创办,表明在这一时期中国农业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就整个中国农村经济来看,它们所占的比重很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这些农垦公司发展十分艰难,有的夭折,有的负债累累,有的向封建地主经济逆转,到2丅0年代未即陷入了长期衰滞状态.
中国的农村经济,在辛亥革命后虽然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但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生产连遭破坏,农民倍受剥削掠夺.当时,北洋政丅府为镇丅压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不断增加军费,1916年1亿余元,到1918年就增到2.03亿元,其他开支还不计算在内.而常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1亿元,赤字非常严重.北洋政丅府为解决如此巨大的开支,于是大肆向人民进行搜刮掠夺.一是大量发行公债,从1912至1919年,实发额达3.06亿元,为清政丅府实发额的五倍以上.二是滥铸硬币和滥发纸币.由于所铸铜元表面价值超过实际价值,单铜子每百枚可获纯利银洋一角余,双铜子每百枚至少可获银洋二角六分.至于纸币发行更是名目繁多.
混乱异常.各地军阀往往擅自发行军用票、金库券、加印官票和军需兑换券等,票额越来越大,币值越来越低.如张作霖1917年发行的大洋票,到2丅0年代低到只有原价的四分之一.三是增加田赋、盐税和其他杂捐杂税.据不完全的统计,各地田赋正税在辛亥革命后有很大增长,有的地区增长50.6％,而田赋附加税则增长了二至三倍.盐税自1913年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后,收支权都操在外人手里,各地军阀为了筹措经费便擅自增加盐的附加税捐.据估计,全国盐的正附税在辛亥革命后约增加了二倍以上,引起盐价飞涨,民不聊生.至于各种杂捐杂税,更是不胜枚举.北洋政丅府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增加收入,归根到底主要都落在广大农民的身上,从而加速了广大农民的破产.
辛亥革命后,人祸之外,天灾也几乎连年不断.据北丅京商部不完全的统计,1913年全国受水、旱、风、虫等各种灾害的地区,不下6.5亿多亩,1918年受灾区域仍有6100多万亩.1914至1918年四年内,农户减少1564万多户,耕地面积减少了2.6亿多亩,荒地增加了4亿多亩.这不仅使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危害,而且造成了饥民成群、盗匪四起,还有无数人被夺去了生命财产.再加上连年战火、兵匪抢劫、拉夫派差,更使生产陷于停顿,交通四处阻塞,社会秩序十分混乱.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已把广大农民推向更加悲惨的境地.实在难以生活下去的穷苦农民不得不愈来愈多地铤而走险,纷纷参加到农民起义的队伍中来.
二、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从19世纪70年代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诞生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开办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约700个,资本总额仅1.3亿多元.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民族工业的发展十分缓慢.
辛亥革命给封建制度以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丅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掌握了南京临时政丅府的领导权外,还有不少商界人士参加各地的军政机构,担任了要职.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为了笼络资产阶级,取得他们的支持,也吸收其中的代表人物如陈其美、周学熙、张春等担任工商总长、财政总长的职务.资产阶级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制订出若干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工商部于1912年12月5日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规定工艺品的发明者有权申请专利；1914年1月公布了《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1915年公布了《农商部奖章规则》等.这些条例虽然未尽完善,有些规定因时局多变也未能付诸实行,但它们终究解除了清政丅府原来对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也逐步废除了一些封建性的专利垄断.南京临时政丅府关于“振兴实业”的舆论宣传,和为此而着力提倡国货运动,激励了工商业者投资开办工厂,爱国华侨也竞相归国投资办厂和努力推销国货产品.1915年日本提出阴谋灭丅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全国人民更掀起了大规模的抵丅制日货运动,一时间人人以用国货为荣,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一直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和压力.这种障碍和压力,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地有所缓和.根据海关统计,中国在1913年的进口总额为5.7亿余两,1915年减至4.5亿余两,减少了五分之一左右.以后逐年递减,到1918年,法国货的进口额比战前减少了三分之一,英国货减少了一半,德国货则完全停止进口.与此同时,由于交战国急需从中国进口大量的面粉和日用百货,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出现了年年增长的趋势,1913年为4.03亿两,除1914年略有下降外,此后四年都比1913年增长了14.8％到20.5％.由于商品进口减少,出口增加,中国多年来入超逐年严重的情况也有所缓解,由2亿多海关两减至3000多万海关两.①进口下降,出口增加,而国内市场的需求并未减少.国内市场及出口的需要,刺激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办厂、追求利润的要求.
辛亥革命的推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较大的发展,从1912至1919年,中国新建的厂矿企业达470多家,投资近1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到1.3亿元以上,相当于辛亥革命前50年的投资总额.②中国工厂使用的蒸汽动力,1913年为43448马力,1918年为82750马力,约增长了一倍.③
在辛亥革命后开办的企业中,以纺织和面粉工业发展最快,针织、印刷等轻工业也有不少进展.纺织工业,1913年前全国共有231家工厂,资本3254.7万元,到192丅0年已增到475家工厂,资本8275万元.纺纱业1913年共有纱锭65万枚,到1919年增为118万枚.纱厂的盈利也很丰厚,16支纱在1914年每包盈利为19.58元,1917年达36.93元,1919年更高达70.56元.④同一时期,布机由2016台增为2650台,厂数和纱锭、布机数在短短几年内就超过以往20多年所有积累的两倍多,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面粉业在辛亥革命前基础薄弱,在1896至1912年的17年间,民族资本开设的厂才47家,占国内面粉厂的52.2％,生产能力占39.8％.而1913至1921年的9年间,全国就设立了123家面粉厂,其中民族资本经营的有105家,占全部新设厂的85.4％；生产能力占新设厂生产能力总数的82.2％.被誉为“面粉大王”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所创办的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在这一时期已由辛亥革命前的2个厂、4个粉磨发展到11个厂、300多个粉磨.从面粉进出口来看,1912至1914年每年入超都在200万担以上,从1915年起开始出超19000余担,到192丅0年,出超达到300多万担.
其他如火柴业,1911年全国30家左右,到1919年增加了43家,192丅0年又增加了23家,成为民族火柴业发展最快的一年.①针织业是这一时期的新兴行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素来盛销中国的德国杉袜,来源告竭,货价昂贵,各地针织工厂一时风起云涌,1913年21家,1914年67家,1915年85家.一些设备先进的工厂大多集中在上丅海.到1922年,上丅海装有电机的针织厂有8家,其中以1917年创办的中华第一针织厂规模最大,有210台织袜机,52台罗纹车,246台织袜头机,26台摇纱机.这种情况在上丅海以外的工厂很难见到,外地工厂普遍使用手摇机织制.印刷工业在辛亥革命后,也随着学校、报馆、杂志社和书店的日渐发展而不断兴旺.中华书局印刷所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诞生的,并以率先出版中丅华民国小学语文课本打开局面,以致“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竭力应付,基础于是乎立”.②此外,如罐头、蛋粉、皮革、制纸、卷烟、玻璃、陶瓷、榨油、肥皂等轻工业亦有相当发展.
随着轻工业的发展,重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发展.钢铁冶炼业,1914年开始兴建大冶铁厂等六个钢铁厂,1916年建立宣化的龙关（后改为龙烟）铁矿公司,1917年上丅海成丅立和兴钢铁公司,1918年北丅京石景山钢铁厂开始兴建.采煤业,全国华商机器采煤量,由1912年80万吨到1919年增至330万吨.使用动力机械的工厂,1913年只有400至600家,到1921年增加到2000多家.①电力、运输和金融业也得到了发展.1913年,全国共有电力工业30家,到1918年增至81家,五年增加了51家,占全国电厂总数的62％.在运输方面,以轮船为例,1913年有133230吨,1919年增为287592吨,六年增了115％.金融业方面,以新式银行为例,1913年全国共有银行15家,资本1.1488亿元；到1919年六年间新增银行42家,资本1.0276亿元.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也加快了,拥有巨额资本的大企业有所增多.1912年,资本百万元以上的大企业约25个,1919年,增加到43个.拥有资本1200万元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以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
除新设厂矿外,原有厂矿大部分积极扩充.不仅轻工业普遍增加投资,一批手工业作坊也迅速向近代化机器工业转化.如上丅海丝织业,“辛亥以前,厂户多用木机、铁机,以制造绸货.至民国四年,物华厂装置电力织机,出品精良,营业大振,于是继之者如雨后春笋”.②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暂时的发展,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长.1914年3月15日,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丅立.实力不断增强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矛盾加深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要求也日渐强烈.
中国民族工业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也仍然很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并没有改变.
首先,中国民族工业是趁欧美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暇东顾的机会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因此,这种发展是很短暂的.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列强又都卷土重来,中国的民族工业立即开始萎缩,逐渐萧条.出口量猛增的面粉战后急剧下跌,马上转为入超.“铁厂积货如山,无人过问,至于闭炉停机.纱厂结账,大多无利…….其他工业亦皆消沉.”①大战期间民族工业的兴旺发达的景象,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其次,中国民族工业在大战期间的发展多集中在轻工业,发展较快的部门一是为帝国主义战争提供战略物质的面粉业、纺织业等；二是帝国主义禁止出口的机械五金业,中国的机械五金工厂在192丅0年已由战前的101家增至252家；三是帝国主义顾不上的针织等行业.因此,中国民族工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还是跟着帝国主义市场的需求转,发展是畸形的、零乱的,根本无法形成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第三,中国民族工业在大战期间虽然出现了一些上百万元的大公司,但发展较快的还是中小企业和工场手工业.据统计,从1903年到1908年,注册公司数是127家,资本总额为5122万元.
平均每年设立公司21家,每个公司的平均资本为40.5万元.从1913年到1915年,新注册的公司数为124家,资本总额2442万元,平均每年设立公司41家,每个公司的平均资本为19.6万元.辛亥革命后每年平均新注册的公司虽较前期增加了一倍,但各厂的平均资本却少了一倍多,显然是小资本多于大资本,中小厂家增多之故.
第四,中国民族工业即使在发展较快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以纺织和采煤为例,一直到1919年,中国75.6％的机械采煤工业、46.7％的纺锭和59.2％的布机,还是操纵在帝国主义手里.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更趁欧战期间积极在华扩充势力.它出兵强占青岛,不仅把德国在该地的所有工厂都据为己有,而且迅速地在山东各地开矿建厂,很快就拥有了130多家厂矿企业.日本这时在对华贸易方面,已取代英国而跃居第一位,在金融方面,在华新设了五家银行,接近同时期外国在华新设银行的三分之二；在抢夺利权方面,独占了这一时期的铁路投资,实力急剧膨胀.美帝国主义在这期间也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到1919年,在对华贸易和航运方面都仅次于日、英而跃居第三位.
民族工业发展中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仍是微弱的.辛亥革命后几次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都由于软弱无力而归于失败.
三、工人阶级的成长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外国在华投资增加,中国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辛亥革命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不超过60万人,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已达200万人左右.他们虽然成长较晚,人数较少,但非常集中,大多数在上丅海、武汉、广州、天津、青岛、济南、哈尔滨、无锡等工业城市及矿区；集中在铁路、矿山、航运、造船、纺织、面粉等企业中,帝国主义在华厂矿,由于规模大投资多,集中工人较多自不待言,就是本国开设的厂矿,也往往因为技术水平低而采用工人多,工人也很集中.这种集中性,有利于工人阶级组织程度和斗争水平的提高.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剥削.包工制、把头制、监工制、学徒制等封建勒索和压榨普遍存在.克扣工资、打骂工人是常见的.中国工人工资之低,工时之长,是世界罕见的.1919年前后,一般产业工人,不过勉强维持个人温饱：满铁企业中的华工工资仅相当于日人的四分之一,最低的女工工资只有五分.工时一般是十二小时,多达十五六个小时.①星期日多无休息.根本没有劳动保护和安全措施.如日本控制的抚顺煤矿,1913年一年间就发生事故2000余起,死伤工人3000多人.1917年1月11日,一次爆炸事丅件,就死亡工人900多名.
中国近代工人在政丅治上毫无民丅主丅权利.反动的北洋军阀政丅府,先后颁布了《中丅华民国暂行新刑律》、《治安警丅察条例》、《治安警丅察法》,把工人罢丅工列为“妨害秩序罪”和“骚丅乱罪”.如1914年的《治安警丅察法》第一章明文规定：“最高当局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宁……起见,决定采取警丅察力量,防止一切工人结合与行动.”
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与压迫,“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②
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罢丅工的次数愈来愈多,罢丅工规模和斗争水平都有显著提高,从1912年到1919年5月的七年间,罢丅工达130多次,比辛亥革命前的七年增加了一倍还多.1916年以后,罢丅工次数逐年增加,这年为17次,1917年为23次,1918年增到30次,1919年仅头五个月间就达19次,反映了工人运动日益走向高涨.罢丅工的规模也大多超过辛亥革命前的斗争.如1915年日商上丅海第五纱厂工人罢丅工、1917年上丅海英美烟厂工人罢丅工、1918年三新纱厂工人罢丅工,每次都有几千工人参加.工人罢丅工中还出现互相支援和举行同盟罢丅工,已由分散发展到联合斗争.如1914年上丅海招商局、太古、怡和三个轮船公司的中国海员为响应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总同盟罢丅工,1915年苏州丝业工人举行全行业的同盟罢丅工,1916年北丅京等地支援天津法租界工人同盟大罢丅工举行罢丅工,1917年上丅海中华书局印刷厂等支援商务印书馆印刷工人罢丅工而罢丅工.这些罢丅工表现出工人阶级无私团结的阶级品质.
辛亥革命后工人罢丅工,多为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不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而举行的.但罢丅工也日益明显地开始由经济斗争转向反帝反封建的政丅治斗争.
1915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和1916年反对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的斗争,是这一时期两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军阀卖国的政丅治斗争.工人成为这两次斗争的主力,并用同盟罢丅工把斗争推向高潮.
1915年在反对袁世凯卖国政丅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中,上丅海日本企业的中国工人几乎全部参加斗争.长沙等许多地方工人举行罢丅工和示丅威游丅行,抵丅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袁世凯卖国.1916年天津反对法国强占老西开的斗争,更显示了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老西开靠近天津法租界,法国帝国主义者早在清朝光绪年间就企图把老西开并入租界.1915年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法国公使乘机向北洋军阀政丅府提出这个无理要求,并于次年10月17日强占了老西开.北洋军阀政丅府已表示“未尝不可”,承认了法国的要求.天津人民却立即掀起反抗怒潮,举行数千人公民大会,声讨法帝国主义的罪行.在法租界和法国企业中的工人决议实行同盟大罢丅工.11月14日,首先在法国经营的工厂.电灯公司、电信局开始同盟罢丅工,其他工种的中国工人也相继罢丅工,甚至巡捕、男女佣工“亦全体告退”.罢丅工工人以一致行动,粉碎了法帝国主义的增薪收卖、分化破坏行动.①在天津工人大罢丅工的有力推动下,学生罢丅课,商人罢市.北丅京等他的工人也积极罢丅工支援.天津罢丅工斗争坚持五、六个月之久,取得一定胜利.
中国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要求成丅立近代的工会组织以适应新的斗争.1912年,上丅海出现以徐企文为首的“中丅华民国工党”,它是改良性质的工团组织,既有工人、技术人员参加,也有资本家参加,后被反动政丅府解散.除上丅海外,武汉、长沙、天津、广州等地都出现了早期的工会组织,曾领导过罢丅工和在争取工人福利方面做了些工作.这些工会也都先后被破坏.
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日趋高涨,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已开始由自在的阶段向自为的阶段转变.正如毛丅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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