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
大约是苏东坡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 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但后人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这样做,与搞“文字狱”何别.其实,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东坡,错改两句诗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实质上主要原因,则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先后几次被贬.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敦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