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艺术大师徐悲鸿在重庆江北盘溪从事艺术创作和研究活动,有不少传闻甚广的有趣故事,但都不及他画猫赠“马”这两件小事能鲜明地反映他的个性和人品.
1941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立中央大学的进步师生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纷纷口诛笔伐.在中大艺术系任教的徐悲鸿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回到他在盘溪筹办的中国美术学院后,满怀悲愤画了一幅《怒猫图》,图中一只小老虎似的雄猫立于巨石上,竖起两耳,怒睁着一双像电灯泡一样闪闪发光的圆眼睛,猫须挺直如利锥,咬牙切齿,微张巨口,面向纸外作捕鼠状.图上没有题词,只写上了寓意深刻的“壬午大寒”4个小字,并盖上了悲鸿名章.不久田汉来访,悲鸿将此画给他看,田汉赞不绝口,当即吟诗一首,用遒劲的书法写在画幅的右上角.诗云：“已是随身破布袍,那堪唧唧啃连宵,共嗟鼠辈骄横甚,难怪悲鸿写怒猫.诗中对徐悲鸿爱憎分明的正义感给予褒扬.
也就在这个期间,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迫使许多国立学府随政府迁来重庆,仅沙坪坝就集中了国立中央大学、国立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国立中央工校等很多学校.遗憾的是沙坪坝学校虽多,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更不见有能出版和销售进步书籍的地方.因此莘莘学子一再呼吁,渴望有人来玉成这件好事.当时有个名叫陈汝言的江苏人,想顺应民心,办一个“正风出版社”,但苦于缺乏开办经费.怎么办李公朴教授给陈汝言献上一计,说：“要钱只有找徐悲鸿.他的画是热门,一匹‘马’就卖了500元.”陈汝言听后很高兴,因为他深知徐悲鸿的为人,也知道自抗战以来,徐悲鸿大师在新加坡、吉隆坡、新德里、槟榔屿等地举办画展卖画的行情及他把画展收入捐献给离乡背井难民的义举.他想,只要这个小小书店徐悲鸿认为办得有价值,他就一定会慷慨解囊的.于是陈汝言便从沙坪坝过江来到江北盘溪找到徐悲鸿,大胆讲出了自己的想法.
徐悲鸿听完这个小同乡的坦诚之言,沉思片刻,用郑重的语气回答说：“你想办个出版社,我支持.我虽不是富翁,但出点钱是办得到的.不过要办就得办出自己的特色,应多出版些世界名著和国内的好作品.你回去找中央大学的一些知名教授担任编委,他们答应了再来找我要钱.”几天之后,陈汝言把编委会组织好了又来到盘溪,徐悲鸿立即拿出二千元交给陈汝言作开办费,并说：“这是我卖的两匹‘马’的价钱.”不久,“正风出版社”就在沙坪坝正式开张了,出版了很多享誉文坛的世界名著和国内进步书籍,于是徐悲鸿赠“马”办书店的事迹便被传为佳话.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