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立论,把《周
易》、《老子》、《庄子》称作“三玄”.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玄学家们用他们改造过了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儒家的“礼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虽然也是玄学所讨论的内容,但其主旨却是道家的,即强调崇高的是“无”、“自然”和“无为”.
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孔子依然是最高的“圣人”.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玄学一开始是从古文经学内部产生的.先是出现了脱出郑玄之学而更尚简要、重义理的刘表、宋衷的“荆州之学”,稍后又崛起专与“郑学”立异的王肃“王学”,后来才转向何晏、王弼的玄学.玄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玄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间（240
~248）,史称“正始之音”.当时出现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何晏作《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周易》,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故恒言其不足”（《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意即孔子高于老子,孔子口说“名教”,实是“体无”,老子是处于“有”而论“无”.
第二阶段：正始之后,随着司马氏集团夺取政权,各士族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玄学思潮内部也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各种争论.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异端”倾向,他们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不合作,强调“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视礼法.而乐广、裴{危页}“崇有论”基础上,郭旬以其《庄子》完成把“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统一起来的任务.郭象提出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舍异求同,以“独化论”来解决这对矛盾,认为圣人“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东晋以后,玄学开始与佛教中般若学合流,逐步变为佛学的附庸一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一种“新学”,它“鄙视汉代‘象数之学’,抛弃阴阳五行等旧说的传统”,带来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1）.陶渊明的思想便是在玄学这种新的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特别是玄学中具有进步性的反抗名教的一派,如嵇康、阮籍,对陶渊明影响最深.
崇尚自然的思想源于老子.《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应帝王》也说：“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老庄都是以自然为至高之境.
魏晋玄学继承老庄思想,特别标榜自然.但玄学家对待名教的态度,以及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差异.王弼以自然为体,名教为用,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他认为封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是自然的产物,统治者应当顺应自然,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自然已足,为则败也.智慧自备,为则伪也.”（2）
嵇康、阮籍以自然对抗名教.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3）,认为设立名教之前的“鸿荒之世”才是合理的社会.阮籍说：“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4）.他们蔑视礼法,愤世嫉俗,过着佯狂任诞的生活.鲍敬言提出无君论,认为上古时代人性淳朴,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也没有尊卑贵贱的差别,人们“含铺而熙”,“鼓腹而游”,过着自然自得的生活.后来“智用巧生”,“背朴弥增”,“尊卑有序”,“君臣既立”,于是人们陷入了困苦之中（5）.向秀、郭象继承王、何的思想,以儒道为一,认为名教即自然,而且是自然的最高体现：“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6） “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岂直人之所为哉!”（7）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直接继承了老子哲学.在玄学的各个流派中,他倾向嵇康、阮籍,以自然对抗名教,这是显而易见的.陶渊明的《杂诗》、《饮酒》、《拟古》,与阮籍的《咏怀》思想感情一脉相通.正如王瑶先生所说：“到陶渊明,我们才给阮籍找到了遥遥嗣响的人；同时在阮籍身上,我们也看到了陶渊明的影子.”（8）但陶渊明的崇尚自然、反抗名教,又有不同于嵇、阮的一面.嵇康、阮籍所处的时代正当魏晋之际,司马氏标榜名教,以孝治天下,名教成为司马氏排除异己、篡夺皇位的手段.嵇、阮反对司马氏篡夺,便故意破坏他们所标榜的名教,“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9）所以阮咸长成亦欲作达,阮籍说：“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10）不肯让儿子学自己那一套.而自然,对于陶渊明来说,却是他终生信奉的人生哲学.他不像嵇康、阮籍那样佯狂任诞,他的思想、生活,一吟一哦,莫不出自真率,本于自然.陶渊明虽然也处于易代之际,但像司马氏那样以名教为武器大肆诛戮异己的事并未重演,他反抗名教也就不必采取嵇康、阮籍的方式.他可以从容地实践他的崇尚自然的主张,使他整个的生活和诗歌接近于自然化的境地.
魏晋玄学家“得意忘言”的思想方法,对陶渊明也有影响.汤用彤先生说：“汉代经学依于文句,故朴实说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后,学尚玄远,虽颇乖于圣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论乃较为自由.汉人所习曰章句,魏晋所尚者曰‘通’.章句多随文饰说,通者会通其意义而不以辞害意.”（11）陶渊明就是用这种新的眼光和态度去读书的.他虽说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12）,但他并非章句之徒.他在《五柳先生传》里说得明白：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所谓“不求甚解”,就是不为繁琐的训诂；所谓“会意”,就是以己意会通书中旨略.这是与“破碎大道”的“章句小儒”大相异趣,而符合魏晋以来新的学风的.《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支遁传》曰：“遁每标举会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释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为疑.谢安石闻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俊逸.’”陶渊明读经也像九方皋之相马,支遁之解说,不肯拘拘于文字之间,而是从崇尚自然的观点出发,融会书中的意旨,以丰富自己的思想.
陶诗里有些地方引用《论语》,称颂孔圣,但往往已离开了儒家的本义.儒学经他的改造,被“自然”化了.如《答庞参军》：“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从字面上看,陶渊明喜欢儒家圣贤的经典,似乎是儒学的信徒.其实不然,全诗所抒发的是一个“幽居士”的爱好自然的思想.诗的末尾说：“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体素,就是道家的观念,意思是保持朴素自然的本性.《庄子·刻意篇》：“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嵇康《与阮德如》诗：“君其爱素德.”可见陶渊明是用道家的观点去理解儒家经典的.就连孔子本人,也被陶渊明道家化了.《饮酒》其二十：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