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教育贡献
文化巨人——孔子,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将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在弟子中,贫如颜回,富如子贡,贵如孟懿子,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有来自卫、齐、陈、吴……等国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教学目的,是传他的人道学说.即克己复礼为仁,变化学生气质,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终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风范.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参之鲁,子张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成为宗圣.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故能将浩瀚的传统文化推广和流传下来.
由于孔子在讲学中,所下的功夫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弟子感受到,老师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故弟子都发自内心的崇敬.他们追随、侍奉、保卫他,他们随他一起奔波行道,周游列国,备受艰辛与饥饿而毫无怨言.当有人诋毁孔子时,则正色以告其人“不自量”.当遇到危难时,则舍身护卫.夫子逝世,弟子们如丧考妣,皆在坟周服丧三年.子贡独守六年.其尊师重道精神,至今仍传为佳话.后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许多教育理论和方法,是当今广大教育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我们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好像没有学籍管理制度,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谁早不可考,至于配享了孔庙的这七十二个高徒,然而这些先生们都是上古人物,我们隔着几千年历史遥遥望去,只仿佛仙霭里头看神仙,影影绰绰只能看个大概,没法子毕见其纤毫.而我们上古的出版业又实在落后得惊人,一切文献,全靠用刀来刻,诸般辛苦之中,难免出现错别,以至以讹传讹；更有班爱牵强附会的所谓高人,将错就错,胡乱解释一通,竟就解释出无穷深意来,甚至被当作了不可改易之经典.于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两个甚或多个高人,各自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则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争个头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东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们却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称谓和说法.比如这孔门七十二圣人的尊姓大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权威资料,可是竟也出入颇大,比如子声在《史记》上叫乐咳,在《家语》上却叫乐欣；子徒在《史记》中叫郑国,在《家语》中却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举,将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子容,在《论语》叫南宫适,在《史记》叫南宫括,在《家语》里,又叫南宫韬了.等等等等,参差处极多.这些一人多名现象,差不多都是拜传刻错误所赐.而且《史记》与《家语》所开列的,都并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记列了七十七个,还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开头.谁知道孔子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家语》更是荒唐,题目明明写着《七十二弟子解》,里头开列的,却足足七十六人,最后还又总结说：“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睁着大眼说瞎话,难道连个数都不会数?司马迁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这孔门弟子花名册,却不知该折中于谁.今较其两者,以《史记》去孔丘时代相对较近,且以实史闻名；而《孔子家语》虽以“孔子家语”名书,却历来被视为伪书,当作三国时王肃因袭前人书简加以修补编定,相对之下,似不如《史记》足凭.两者相权,取其最接近于真实者.所以,俺决定以《史记》为基础,与《家语》相杂较.司马迁所列这七十七人中,说不得有五个是编外人员,至于是哪五个,俺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还请博物君子垂教.
